“九·一八”事变后英国、国联对日政策演变

英国和国际联盟如何应对"九·一八"事变,对当时局势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影响。"九·一八"事变之后,英国的远东外交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国际联盟也做了维护和平现状的努力,但是英国的远东外交和国际联盟的努力终告失败,原因就在于它们始终停留在"不承认"政策的阶段。     

试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性质

关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性质,史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一种认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第一种是近几年提出的,是一种新认识、新观点。第二种是史学界长期以来的认识,符合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本文仅就第二种观点谈几点看法。     

传闻与现实:庚子两宫“西幸”中的诸臣反应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慈禧携光绪帝后及大阿哥等人仓皇西逃,这一举动被称作"西幸"。在"西幸"前,李鸿章、刘坤一等人曾联衔劝阻,张之洞等人则反对列衔。双方争执日久,最终密奏没能送达两宫手中。两宫西幸后,打听两宫所在及扈从、留守情况成了重中之重。两宫在太原驻跸一月,又欲"幸陕"。对于两宫行止,官员间意见相左。两宫"西幸"对议和关系至要,也使群臣产生分歧,对晚清政局影响深远。     

满人封疆大吏崧蕃与庚子西巡前后的陕甘政情

庚子西巡中西安成为"陪都",地位顿时凸显,陕甘总督和陕西巡抚因之更加重要.研究表明,庚子年陕甘总督由湘军大将魏光焘突然过渡到满人崧蕃的内情和影响颇不寻常.这既与魏光焘勤王不力不无关系,也是慈禧太后彼时更信任旗人的鲜明体现,还与复杂敏感的董福祥善后问题密切关联.与庚子年"惩处"董福祥问题已经较为清楚不同,辛丑回銮过程中的二次"惩董"问题尚扑朔迷离.崧蕃与曾经的西北大员、现任军机大臣荣禄和鹿传霖主张用怀柔之法,而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力主处死董福祥,各方都有过刀光剑影的秘密运作.庚子西巡期间陕甘总督的人事变动和董福祥问题的处理结果,预示着湘系式微、满回增强的权势转移和政情变化,正在陕甘地区悄然发生.     

“九·一八”事变后英国对日绥靖及其本质探究

“九·一八”事变后，英国主导下的国联非但未能有效阻止日本的侵华行为，反而在其不断纵容之下，日本侵华脚步不断加大。究其本质，此时英国在中国问题上对日本的退让，源自于一战后英国整体实力的下降及其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远比日本为低。英国这种绥靖政策的推行首当其冲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长远来看，也损害了华盛顿体系所确立的和平原则，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隐患。     

杨虎城1937年出国前与长子相聚

拯人弟是西安事变后，我家成员中第一个离世者。我娘只有这一个孩子，抚养到5岁而夭折了。这对娘是个莫大的打击，伤心至极，致使神经一度失常，失去知觉，一连几天不吃不喝，把她从医院接回家时还不认识人，经数日调养诊治缓过气来后，竞号啕大哭不止。当时我家的情景，真是凄惨悲凉至极。     

张学良、蒋介石与不抵抗政策

"九·一八事变"因为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决策错误,造成东北沦陷。而不抵抗方针究竟是谁制定的?又是谁下了这个不抵抗命令?张学良的不抵抗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有什么区别和联系,本文将对他们在不抵抗上的分歧作分析和比较,探析蒋张贯彻不抵抗政策的真实原因。     

毛泽东与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

毛泽东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江西是新四军的主要发源地,新四军是由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其中江西占了六个。毛泽东为新四军的组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是精心指导新四军的成功组建;二是为新四军制订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三是打退了国民党发动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四是指引新四军获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静中细思

正静中细思,古今亿百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当思一搏;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夜仅一榻耳,当思珍惜;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及者,不过九牛一毛耳,当思多览;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及者,不过太仓之粒耳,当思奋争。然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     

“毛、周、朱、彭”在思想交锋中练就政治家领导风格的鉴示

<正>政治家的领导风格从来就不是天生的,它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固有的运行规律和内在联系,都是经过大风大浪的磨砺而形成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政治家的领导风格是在党内思想碰撞、开展肃反斗争和反对"左"倾错误路线等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原则、坚持真理而逐步形成的。他们既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