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变蒋介石的对日战略

一二八事变蒋介石实施了积极抵抗、预备交涉的战略方针,采取了有效的战略措施,如京沪防卫与军政部署;迁都洛阳;划分战区;调兵增援;加强沿海防御;构筑第二道防线;制定第二期抵抗作战方案,最终实现了其部分战略目的——在不签订割地条约的前提下与日本达成停战协定。该战略的制约因素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总起来说,蒋介石的对日战略部分是有效的,但也存在着消极成分,表现在该战略受制于“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目标,只进行了有限度的抵抗。并且《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令中国主权受到了侵犯,未能实现蒋介石的另一部分战略目标——在不签订丧权条约的前提下与日本达成停战协定。      

冯玉祥与福建事变

蔡廷锴等主张反蒋抗日,得到了很多方面的支持,冯玉祥即是重要的支持者。蔡等废止民国纪年,废除国民党,联合共产党,又使不少支持者不愿接受。冯玉祥积极鼓励韩复榘、宋哲元举兵响应,韩等也未敢行动。蒋介石无后顾之忧,即动用大兵,将事变镇压了下去,使冯大失所望。     

家世与国势：满臣端方崛起若干史实研究

端方是清末督抚中的能臣代表,具有满洲八旗身份与显赫的家世,得到帝师翁同龢等人垂青与提携。在近代中国变幻纷呈的政局中,端方的个人命运始终与国运脉搏紧密相连。以帝党和后党的双重身份参与戊戌维新,戊戌政变发生后,不降反升。庚子事变中,借助行在在陕的机遇,建立丰厚的人际关系网络,其中与湘系集团的交际,与岑春煊的交恶影响了其后的政治走向。端方的权势与人际网络的形成,折射了时代变迁与晚清政局的赓衍。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选择

面对"九·一八"事变所导致的空前严峻的国难.每个知识分子都作出了不同的救国选择,走出了不同的救国之路.文章以邹韬奋、胡适、翁文灏、梁漱溟的救国选择为代表来分析自由知识分子的救国之路.     

羁縻与渗透: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处理西北民族问题策略透视——以1937年甘肃卓尼事变为例

1937年8月,甘肃卓尼发生藏族土司杨积庆被害事件,围绕此一事件造成的权力真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地方实力派与藏族各界展开博弈。抗战方兴,中央政权对待边疆民族宗教问题的策略是努力保持大后方稳定,而地方实力派鲁大昌却力主改土归流,藏族上层人士则居间折冲,实际上主张保留土司制度。地方政权借助军事威慑,恩威并用,以保留形式上的土司制度羁縻藏族上层,以建立地方政权系统逐步进行渗透。     

天京事变的个体心态探由

“天京事变———太平天国兴亡的分水岭”[1]。对其发生的原因,史家学者从阶级根源、思想根源、权力结构、家族关系等方面作了大量有益的探索。本文希翼通过太平天国早期六位主要领导人的个体心态分析,加深对事变爆发原因的全方位认识。囿于水平和方法本身的局限,敬请史学前辈和同仁批评匡正。一天京事变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领导集团内部权力争夺的总爆发。《天兄圣旨》的发现证明,早在天国起事之前,领导集团就已经明争暗斗,权力结构也不断发生变化。对此,史学界已有不少论述,但对如下两个问题尚缺乏全面有力的说明:(1)早期权力之争的主观原…     

邮票艺术与历史

邮票原先只是一种邮资凭证,在过去通信并不畅通的阶段因为邮票的存在大大方便了人们的交流.随着邮票的样式与形式逐渐多样化,邮票逐渐成为了一种反映一个国家在一段时期内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特殊的缩影.纵观邮票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不论在什么时期,邮票都能够与时代特征融合展现出新的色彩.但是要想深究邮票的艺术性,还是应该从其历史内涵方面入手,找准邮票的发展演变过程,就能够让我们准确地把握其表达的内涵.下文根据笔者的经验,以福建泉州博物馆为视角,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总结.     

论十九路军的重建及影响

福建事变后，蒋介石对十九路军进行整编。十九路军番号被取消，部队被编遣，已有研究视其为十九路军的终结。然而，蔡廷锴、蒋光鼐等将领一直没有放弃重建十九路军的愿望，两广事变为十九路军重建创造了机遇，并一度付诸实现。虽然不久再次被取消番号，但此次重建对宣传抗日、两广事件和平解决以及壮大抗日军事力量都有重要影响。同时使我们认识到“抗日”与“反蒋”旗号下南京政府、十九路军、两广政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薄弱军事联盟基础上的不稳定性与多变性以及反蒋与抗日的无力与失败。     

从满文寄信档看“乌什事变”真相

"乌什事变",是清政府收复新疆初期发生的影响力最为深远的历史事件,它不仅暴露了清政府经营与管理新疆事务的诸多问题,其后的善后措施更是奠定了清政府治理回疆的基本模式。但是,传统的新疆史料对此不仅记载较为简略,而且存在着诸多细节性的错误。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等稀见史料中,存有这一段历史的线索,可资从中探讨"乌什事变"的起因、过程以及善后措施,回溯"乌什事变"之真相。     

魏徵的担当

魏徵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谏臣。其实,他不仅敢言,更敢于担当。唐高祖李渊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李建成、李元吉死后,其党羽纷纷逃亡民间,李建成原势力所在的崤山以东地区更是人心惶惶。尽管朝廷数次下令,对二人余党＂一无所问＂,但一些心怀侥幸者仍争相告捕以邀其赏。为平定人心,李世民再次下令,重申对李建成、李元吉余党不得告发，违者以诬告罪论处，同时派魏徵宣慰崤山以东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