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盛行的成因初探

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词是宋元易代之际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反映,是特殊文化形态下民族心灵历程的记录,是词体文学由传统“应歌”向“应社”转型的产物。所以,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活动,不同于以往诗人词客的风流雅集、诗酒唱和而带有亡国遗民隐逸生活实践的性质,对遗民词人群体的形成、群体人格精神的建构和创作范式的改变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成因中,可以看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某些时代风气、文人心理、生活观念、地域特点、社会审美习俗、文学创作倾向等,具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     

从范仲淹的交游看朋党之争

用党之争并非导致“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更不是“庆历新政”的必然产物和不良后果。朋党,是守旧派强加给改革派的罪名。本文通过考察范仲淹与吕夷简、梅尧臣等人的关系,试图证明：历史现象是复杂的,人物评论也决非可以简单地类分为君子、小人而黑白判然。作为宋儒中开风气之先的领袖人物的范仲淹,“行已有耻”,其交游之道是：唯德是依,见贤必亲;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而不计个人恩怨,这也是他高风亮节人格扭力的体现。     

令狐楚年谱简编

令狐楚是唐代宰相之一,曾数领诸镇节度,颇有政绩。他又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骈文作家,白居易一再呼为“诗敌”,刘禹锡称之为“今日文章主”,史官则谓：“宰相令狐楚,一代文宗。”（《旧唐书·元稹传》）他曾有《漆奁集》１３０卷,《全唐诗》录存其诗１卷近６０首,《全唐文》辑存其文５卷约１４０篇。他不仅“夜半授衣”培育了李商隐,而且与当时诗人张籍、王建、刘禹锡、李逢吉、白居易、贾岛等广为酬唱,更以奉诏纂进《元和御览》导引一代诗风。令狐楚的文学史地位是特别的,但又是为学术界所忽略的。本《年谱》侧重于令狐楚之仕历浮沉、文学交游、作品系年诸项,受篇幅限制,且为《简编》,意在对展开令狐楚之研究有所推动     

毛滂与苏轼交游考辨

毛滂和苏轼交情颇深。关于二人交往的一些重要问题,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尚待进一步加以讨论辨析。在梳理二人交游脉络的基础上,对其交游情况再作详细考辨,以还原毛、苏交游的真实情境,不仅有助于推进毛滂研究与苏轼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于北宋中后期文坛的研究也将具有重要价值。     

尹文其人考略

通过外征与内征两种资料可以考证,尹文子的族氏出自于周,而其国籍却为齐,并作为稷下先生活跃于齐宣王、湣王之世,时间段应该为公元前319年至公元前284年之间,前后共计35年。尹文子交游广泛,如与宋钘、田骈、彭蒙等同学"不治而议论",同公孙龙同为名学,是先于而非后于公孙龙,至于与老成子交游却尚有疑问。至于历史上记载尹文子生平的有关文献,后人应该予以甄别,如《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的"文子"不能误读为"尹文子",《孔丛子上》所载尹文子见子思子之事定为虚妄,《艺文类聚》所载尹文子之死纯为杜撰。尹文子处于士的阶层之中,其"士"之身份是确定无疑的。     

江春交游考

大盐商江春热衷交游,堪称一位交游达人.江春通过广建园林别墅、举行诗文之会、邀人观戏等方式,不仅结识了一大批各界名流,而且通过交游活动还促进了扬州文学、戏剧、园林建筑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同时也丰富和繁荣了扬州的城市文化.     

北宋东京的社会变迁与士人交游——以宋徽宗时代为参照的考察

都市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有形的空间、无形的制度与活动的市民伴生互动的过程。对于身在东京的士人而言,其活动的内容与方式难免要受到城市环境的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宋徽宗时代的东京开封,是历史上开封最为辉煌的一段历程,在开封城市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使得市民活动的时间和空间都有了更多的自由和选择。东京士人在夜晚的活动不再受限制,也能够更加自由地出入酒肆等商业娱乐消费场所。然而,与宋徽宗时代东京的市井繁荣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当时的士人交游圈没有了此前的热闹活跃,呈现出一派沉寂冷清的景象。之所以出现这一矛盾现象,既有徽宗时期人才匮乏的原因,也与当时的政治高压有关。     

蒲松龄与王鹿瞻交游补考

王鹿瞻名牲,字振生,号鹿瞻,又号鹿詹、麓瞻、鹿友、栗里。他居处于今属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的栗冢庄,年龄大约与蒲松龄相差不多,或比蒲松龄略长。他诗学老杜,善写篆字,曾在淄川同乡丘璐的官署中做幕宾七年。其父被妻子逐出家门,客死旅邸,王鹿瞻因羞惭与友朋断交多年,卒于康熙三十九年或康熙四十年。他因为在表亲张笃庆家中执教而与蒲松龄等结为“郢中社”,后来因听任妻子逐父出门,在父死于途的问题上行止有亏而与蒲松龄中断了往来。     

杨伦行年考略

杨伦是清代著名杜诗注本<杜诗镜铨>的作者.主要考察了杨伦一生的大致行踪、交游和仕途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