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正义与城市革命 ——大卫·哈维城市空间正义思想研究

由于新全球化的全面扩张和都市化运动的快速推进,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方式已由传统的物的生产转换为空间本身的生产,由此空间正义/不正义成为所有社会问题中的重点和热点。作为断裂化、等级化的城市空间凸显着空间非正义问题,表现在生产领域中城市空间成为受资本力量支配的新的剥削模式,分配和交换领域中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和城市贫富悬殊的加剧,消费领域中城市空间的等级化与堡垒化。在大卫·哈维看来,要实现城市空间正义,必须在城市空间开展反资本主义的斗争,重塑公民意识,争取空间生产权。     

人力资本异质性、代际差异与农民工市民化

基于微观调查数据, 以受限截尾模型为基础, 采用集束化估计方法, 深入刻画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影响格局。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正规教育, 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效应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与个体行为、资源可及性及民生保障等层面市民化相比, 心理情感受到正规教育的作用强度更大。在代际差异上, 技能培训的作用均高于正规教育, 但对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作用效应更明显。据此, 提出有策略分类型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构建文化课堂工程等政策建议。     

认真对待无罪命题

刑事程序向来关注罪刑治理而边缘化无罪命题。然而,与定罪判定一样,无罪裁判也是刑事诉讼的一种自然结局。刑事程序的无罪命题是一个实践命题、制度命题和理论命题。立法与司法体系必须打造一种围绕无罪命题的程序治理机制,保障公民不被误卷入刑事程序以及将被误卷入其中的公民及时解放出来,恢复其清白与自由。围绕无罪命题的程序治理应当被构筑为一种自治、开放且富于反思性、执行力的制度体系,注重权力规制与正当程序控制,最大程度地实践刑事诉讼法作为被告人大宪章的精神实质。同时,必须反思无罪命题在中国的艰难展开,寻求价值观革新、制度变革与政策优化,完善无罪命题的程序治理机制,并注重微观行动与个案层面的努力。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上）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的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地域差异视角下农村光棍的形成原因分析

以广西、山西以及川西平原等地农村的调查经验为基础,引入地域差异的视角,从婚姻竞争市场的卷入程度、婚姻成本和对代际支持的依赖程度等维度对不同地区农村不同主导光棍类型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和解读,揭示我国农村光棍形成原因的复杂性。研究发现,婚姻市场卷入程度较高以及所处地理区位和经济条件状况相对较差的农村地区,形成了主要归因为婚姻市场竞争失败的光棍群体;婚姻市场卷入程度不高但通婚圈内婚姻成本较高且对父母的资源具有较大依赖的农村地区,形成了父母责任缺失型光棍;而婚姻市场卷入程度较低,且婚姻成本不高和对父母资源依赖较弱的农村地区的光棍类型主要表现为自致型。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基于CHIP数据,从身心健康、家庭状况、经济状况、工作状况、保障状况等方面选取健康水平、子女个数、个人月收入、每周工作时间、是否有保险和公积金等13个指标,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本文从代际差异的视角考察并证实新老两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差异,但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在新老两代农民工间存在显著差异。具体体现为: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是否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以及享有充分权益和保障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身心健康因素均对新老两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主观幸福感更容易受到身心健康因素的影响。     

论沈家本的良善刑法观

作为一个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晚清法学大家,沈家本认为“各法之中,尤以刑法为切要”,刑法应当是良善之法,既要稳定、统一、明确,又要权时而变,保障人权及平等,并阐述了良善刑法的产生及实现条件,这些对于当今我国正在进行的刑事立法及司法改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基于矫正正义的教育资源公平配置探析

教育公平缺失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合理的顶层设计和完善的制度保障。一部相对完善的制度不仅包含给予每个主体平等的起跑线,更应该关注由于制度设计、个体差异和占有资源等原因引发的结果不公正,并通过矫正性制度设计,确保结果的相对公正。因此,应通过教育资源的二次公平分配和各项制度的跟进,矫正教育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从而逐渐增加弱势者向上流动的机会和途径。而教育资源的配置应通过矫正来补偿因为资源分配不公所造成的结果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