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言”说与《艺概》的艺术本质论

《艺概》艺术理论的核心是“寄言”说，而言以寄象、象以寄情、情以奇理的艺术本质论又是“寄言”说的精髓，该说有所不同于寄托比兴。其“以色相寄精神，的提法，逼近了文学艺术在表现方式上以艺术形象为基本特征的认识，“寓义于情”的提法则揭示了文学艺术在内容方面的特性是表现情理，是通过表现人的主观情志来反映客观事理，刘熙载对于艺术本质特征的揭示，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而又部分地领先于当时世界美学理论研究的。     

以德治国 关键在党

<正> 把道德建设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一个前进的时代,更应该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一个发展的民族,更需要有进取的意志。以德治国、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既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     

《儒林外史》：一部知识分子的悲剧史

《儒林外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特定历史时期我们民族的精神史。书中所表现的周进、范进、马二先生等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实际上是当时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剧命运。他们灵魂受害颇深，甚至到了麻木和不觉醒的程度。科举制度甚至使好端端的青年蜕化变质，令人怵目惊心。作者刻划的某些理想人物，缺乏生活基础，显得苍白、无力，这主要是缺少适合其生长的土壤。     

杰出学问家何满子——读《何满子学术论文集》

何满子不仅学养深厚、治学严谨,而且禀持良知而履行着社会批判职责。其最有力度的社会批判,是就我国当代文艺史上的理论、事件所做的辨析,其中涉及的都是重大而敏感的问题。比如,伸张文学的自由精神,为文学的独立性所做论证,揭露实用主义政治尤其是权力政治对文学的摧残等等。     

准确把握以德治国方略

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治国方略的两个方面 ,它们之间互为基础 ,功能互补 ,相得益彰。因此 ,要充分发挥德治功能。贯彻以德治国方略 ,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 ,加强道德教育和制度建设 ,突出官德建设 ,努力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理论架构的力作——读《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白润生教授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一书于2008年4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本书对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包括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新闻教育与研究、新闻工作者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兴起、发展和繁荣的历史,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记录,同时还深入浅出地阐明蕴含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中的发展规律,对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历史、     

论董仲舒对儒学的法家化改造

"儒法合流"是贯穿自汉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政治文化模式,其理论先驱虽然可以追溯到先秦,但进行系统阐发并对现实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董仲舒.董仲舒以儒生的身份出现,但他的儒学却包襄着阴阳五行的外衣,渗透着法家精神,所以就实质而言,董仲舒对儒学作了法家化改造,完成了学术对政治权力的依附.这一改造,主要包括对大一统条件下中央集权体制的推崇和对士的体制化的设计等.     

谁开创了贝叶斯学派？——对拉普拉斯1774年一篇文章的回顾

1764年,贝叶斯的遗作《机遇理论中一个问题的解》，是当今统计学界贝叶斯学派的开山之作，然而直到20世纪，贝叶斯的文章却并未对后世贝叶斯学派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真正促使贝叶斯的思想在科学界得到广泛传播的关键人物是大科学家拉普拉斯。1774年，拉普拉斯发表的关于贝叶斯理论的里程碑式的文章，使现代读者充分认识到拉普拉斯对贝叶斯学派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并从拉普拉斯的思想中获得了有益的新知。     

聚宝盆里的人类遗产

四川历来是富庶悠闲、别有洞天的旅游佳境，被古人誉为“优游天府”。“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于公元669年5月“自长安观景物于蜀”。写下了“入蜀纪游诗三十首”，这是目前我们所知的巴蜀旅游史上以旅游为目的地、个人旅游的最早记录。在他之后，诗圣杜甫入蜀，带着中原人的文化眼光，忽然感到蜀中是山川习俗迥异的“别一世界”。直至19世纪末，法国人古德尔盂入蜀，还写下了这样的观感：“入四川更惊其人工生产：入其野，桑麻遍野，井井有条，其农之勤可知。入其市，人工制造的物品，陈列满场，且发运他省者相望于道。此等绝妙未经开辟的舞台，如加点缀，即可成为一东方的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