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哲学的经验与启示——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就

任继愈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大陆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唯一指导原则"对子论"的主要代表之一,八十年代实现了研究指导思想的自我突破,以"对子论"与"圆圈论"结合,主编了巨著<中国哲学发展史>,他的学术成果,为后人继续研究提供了基础,其学术研究道路对后继者具有多方面的启示.     

2009全球热点人物不完全回顾 这一年,他们备受关注

政治领袖的新闻联播奥巴马:长袖善舞奥巴马无疑是本年度最热的政治首脑。他高居《福布斯》全球最有权势人物排行榜之首。然而,奥巴马总统在国际舞台上却扮演了长袖善舞的角色,他在美国的国民支持率也下降到50%以下。2009年11月15日至18日,奥巴马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就中美关系及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发布了《中美联合声明》。另外,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的对话,以及游览故宫和长城等花絮也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然而,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防贸易的代理副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柯瓦奇透露,奥巴马政府准备重启向台湾出售一揽子武器,其中包括一些新型武器和柴电潜艇。     

任继愈的朱子学研究

任继愈对朱子学有专门的研究。他认为朱熹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儒教体系,具有把孔子和儒家经典神圣化、主张政教合一、提倡宗教道德修养和禁欲主义等特征。他探讨了朱熹的本体论、宇宙论、人性论等方面的学说,肯定了朱熹和儒教的历史合理性,同时指出了朱熹和儒教阻碍科技发展、束缚人们思想等消极性。任继愈朱子学的诠释框架和评价尺度是马克思主义的,他对朱熹和儒教的批评是对"五四"批判精神的继承。立足当代,我们应该以更为宽广的视域看待朱子学;同时,我们也应该继承以任继愈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家所坚持的辩证分析方法,对朱子学做出实事求是的多维分析。     

任继愈先生是怎样培养学生的

读研究生前,曾看过任继愈先生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看过他发表在杂志上的论文。1978年到北京读研究生,按导师黄心川先生的安排,修习了任先生的佛教概论与古代汉语。1984年起跟随任先生读博士。其后,在先生指导下从事佛教文献学研究、整理敦煌遗书,并作为先生的助手参加《中华大藏经》的工作,亦曾在先生直接领导下在北图善本部工作多年。几十年相随,     

“凤毛麟角 人才难得”

“我始终记着我的老师熊十力先生的勉励:‘做学问就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学者,要像上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其心,艰难挫折不能乱其气。’”大半个世纪以来,任继愈正是如此身体力行的。作为一名传统知识分子,他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20世纪,这种巨大的世纪动荡促使他探寻人的价值、社会发展的方向以及中国现代化的轨迹。他以惊人的兴趣和精力广泛研究哲学、神学、历史、文学等等,并且在相关领域成就卓越,《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宗教大词典》、《中国道教史》、《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等学术著…     

当月热读

《任继愈对话集——觉悟了的群体才能推动社会》(任继愈著,文明国编,人民日报出版社)本书计收文31篇,系任继愈先生对话文章在海内外的第一次系统结集。书中所收文字,主要是以下两种:一种是各大新闻媒体对任继愈先生的访问,     

老师走了，心里空落落的——深切缅怀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先生

季老和任老，两位都是我的师辈。有老师在，做学生的感觉就很踏实，出现什么问题都不怕，也就像俗话说的，叫有仗势。现在，两位老师结伴走了，我有一种失怙（失去父亲）的感觉。对于季羡林先生和任继愈先生的去世，这几天我心情一直很沉重。     

访任继愈先生

七月中旬的一天,北京的天气很闷热。我去国家图书馆采访任继愈先生。走进任先生的办公室,我便注意到房间一角地上放着的一盆书带草。那一片片窄长的绿叶弯成优美的弧形,像一股绿色的喷泉涌出宝蓝色的瓷花盆,映衬着室内那一排排浅棕色书柜,整个屋子因此而弥散了一种生命的气息。我们的谈话便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展开。王丽(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高中语文实验教材副主编。以下简称“王”):您是研究中国哲学和历史的,您认为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在基础教育中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任继愈(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国学大师。以下简称“…     

追忆大师,唤醒那些不应消逝的精神

2009年,对于文化界,是一个悲伤的年份,梁羽生、丁聪、罗京、迈克尔·杰克逊、皮娜·鲍什、任继愈、季羡林……这些学者、艺术家的逝世,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任继愈《老子》研究中的方法论探索

任继愈先生关于老子哲学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他主编的三种中国哲学史著作和他对《老子》一书的注释之中。他在196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中认为,老子是一位朴素唯物主义者;197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简编》中改变了看法,认为老子是唯心主义者。1983年在《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中,他全面地审视了上述两种看法,认为它们都"犯了把古人现代化"和"片面性"的错误。他在老子哲学研究中在方法上的不断探索,以及他勇于自我超越的学术精神,给人们以很大的启迪与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