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能源法》的理性与制度设计

汇集政党政治的制度理性直接决定着《能源法》的生命力,然而制度理性必须从政治宣言演绎为具体制度设计。停留在政治宣言的政党政治虽然能为《能源法》的立法工作带来理由,但不能为《能源法》的立法工作带来具体的行动规则。为了还原能源商品属性,建立现代能源市场体系,服务于能源立法现代化,政党政治必须成为《能源法》的制度设计。     

中国式基层协商民主的成功经验与未来发展

由于中国基层协商民主远离西方理论,处于基础性地位,往往得不到学界应有重视。事实上,中国式基层协商民主有其实践特点：一是基于中国基层问题而生,二是民主与民生相互促进,三是在全过程民主中独具特色,四是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中国式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成功经验包括：顶层设计与民间智慧、大事协商与微协商、协商典型与协商创新、主体协商与联动协商的结合。面对当下中国基层存在的被动协商、形式化协商、传统思维固化协商、西化协商等局限,未来应在平等参与、智能化推进、高质量发展、政治法治文化氛围营造等方面有所突破,以符合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及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多层制度化发展,形成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体系的高标准与严要求。     

金代金源郡王封爵研究

"金源"作为女真人的发祥之地,对女真民族具有重要意义。以"金源"作为郡号封爵,是金朝统治者仿效中原王朝将封爵与郡望相结合的制度。《金史·百官志》载金代"封王之郡号十",其中金源郡王处于郡王封爵体系中的最高等级。金朝通过封、降封、追封、改封、进封等不同方式封授金源郡王。金代金源郡王封爵主要集中于海陵正隆二年和世宗朝,其封授方式、封授时间以及封授群体范围的变化,始终与金代的政治制度变革和强化皇权的需要相统一,体现了金朝政局及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     

制度经济学视阈下的宋代官员、士人经商探因

宋代官员、士人经商的原因有政治、经济、法制、思想等诸多原因。在制度经济学视域下,把士人营商的诸多因素放在一个有机的理论框架内加以分析:在内在制度方面,义利观念约束的减弱、本末观的嬗变及士人心理上的无奈与彷徨促成了士人营商行为的增多;从外在制度来说,官僚制度及官、职、差遣分离机制,政府土地政策及专卖制度,看似严厉实则宽松的法制均是官员士人投身于商海的诱因。宋代士人经商之所以大行其道,是有深层次的制度原因的:一是制约士人阶层经商的制度供给不足;二是制度的有效性较低。     

权益分配、制度设计与城镇化进程中的户籍制度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一系列法规“人为”地把全国居民分为了“农业户口”居民与“非农业户口”居民,由此构建起一套不平等的户籍管理制度。在当前,要顺利推进城镇化进程以扩大“内需”,必须改革户籍管理制度,但户籍制度改革涉及“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两大群体的权益分配问题。为确保户籍制度改革的成功,必须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协调好相关群体的权益分配。     

加入WTO后我国政策误区与立法完善思考

本文探讨我国入世后政策链接与法律接轨研究方面的存在问题 ,分析当前我国经贸政策误区及现行经贸立法的滞后或超标的若干表现 ,对我国经贸政策与法律制度完善提出若干意见及应正确处理的几个问题。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述评--政治学研究的社会学新途径

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为代表的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基础建立在“社会人”的假设基础之上。个人的政治行动受到制度的规定和制约,不完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个人的偏好不是既定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能够影响和塑造个人的性格、偏好以及行为方式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能够创造共同的文化和价值,培养公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试论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责任

对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的科学研究有助于构建我国科学完整的国家赔偿法律乃至整个行政法律制度。从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的必要性出发 ,分析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理论基础及实践 ,努力探讨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构成要件及行政不作为赔偿的完善之路     

制度竞争: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

现代经济学相关理论的一个暗含前提是把国际竞争的主体设为企业 ,对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分析强调微观的物质技术效率层面。本文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一国政府作为独立的国际竞争主体 ,在国际竞争中获得的宏观层次的制度优势是微观层次竞争优势的前提。国际竞争包含以政府为主体的宏观层次的制度竞争和以企业为主体的微观层次的物质技术效率竞争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 ,国际制度竞争在三个维度上进行 ,竞争绩效最终表现为三种制度优势的构建。在这种理论框架下 ,论文最后考察了中国的制度竞争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