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保障的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的制度完善——内地低保与香港综援制度的比较研究

以家庭经济状况调查为焦点,比较了内地低保与香港综援在调查内容、调查主体及调查方式、调查对象义务、对欺诈行为的处理等4个方面的区别.结果发现,综援将家庭成员数量和健全人口因素均考虑在内来评估不同家庭的不同生活需要,调查主体和方式更加专业化;对调查对象的义务规定更具操作化,对欺诈行为处理要严厉得多.因此,建议内地低保应设立专门的调查机构、引入专业社工及严厉惩处欺诈行为,以完善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制度.     

法益视野下低保权利和低保权力的衡平发展——以浙江省农村低保制度为例

近年来,农村低保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村民的怨愤情绪也同比上升,其根源在于低保制度推进过程中的单一行政命令模式和对低保权利的保障不足.因此,要促使农村低保制度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型;保障和加强民众低保权利,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以形成对低保权力的有效制约;促使低保立法由传统的命令管制法向现代利益衡平法转型,明晰管理机构的低保权力,求得低保权利和低保权力的衡平发展,以提高民众的满意度,促进农村低保制度健康发展.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估计与瞄准问题

随着农村低保的全面实施,中国的农村扶贫从开发式扶贫为主转变为扶贫开发与最低生活保障并重,扶贫资源也大幅度增加.然而,这一政策转变似乎没有带来明显的减贫效果.我们的研究发现,由于数据基础和估计方法不同,国家统计局估计的贫困人口和民政部门确定的低保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国家统计局估计的是经济上的贫困人口,而这些贫困人口绝大部分有劳动能力.民政部门确定的农村低保人口主要是一些特殊的人群(残疾人、慢性病人等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这些人口中的相当部分的收入水平并不低于贫困线.中国需要建立统一的贫困人口识别机制,改善农村扶贫对象的选择和瞄准机制,以提高扶贫效果.     

农村残疾人最低生活保障可获得性障碍分析

尽管农村残疾人是农村低保的重点保障对象,但他们获得低保的实际状况却不容乐观。对农村低保落实过程的制度设计和实际状况分析表明,制度设计缺陷、操作不规范、不正之风以及资金投入不足等都是妨碍残疾人获得低保的重要因素。地方各级政府应对生活难以自理的残疾人实行优惠政策,规范低保工作,严厉打击骗保行为,同时中央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真正使农村贫困残疾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中政府责任的缺失与重建

农村"低保"制度建设是政府的一项法定责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当前,农村"低保"制度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但还存在法制建设滞后、财政转移支付严重不足、管理粗放化和配套措施不完善等问题,需要政府切实承担起主体责任,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完善农村"低保"制度。     

辽宁省城市“低保”问题研究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城镇"低保"制度的建立和逐步推进,辽宁省反贫困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近几年来,城镇"低保"人口稳定在140万人左右,基本实现了城市贫困人员的应保尽保。城市"低保"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使大多数绝对贫困人口获得稳定的基本生活保障,缓解了生活危机,缩小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辽宁省面临的反贫困任务仍然很艰巨,还有许多人没有纳入"低保"制度,并且存在救助标准偏低、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制度环境、自由裁量权与中国社会政策执行

西方经典理论认为街头官僚拥有自由裁量权,能够进行“政策再制定”。他们通常基于规避执行风险或降低自身工作压力来运用自由裁量权,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角色。然而在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街头官僚对自由裁量权的使用受制于国家政治导向、政策执行制度环境、地方官员的利益等外在条件,个人追求私利的考虑则相对影响较小。在这些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下,街头官僚只获得了象征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的行动很难产生“政策再制定”的效果。通过展示影响中国街头官僚使用自由裁量权的政治逻辑,对于理解我国社会政策执行困难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城市低保政策评析--以辽宁省的个案研究为例

为适应“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的形势发展需要,进入新世纪,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成为党和政府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无论从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看,还是与国际经验相比较,低保制度都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可信赖的制度。它以明智的混合目标机制,为适应中国多变的社会环境提供了一种制度弹性。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城市低保制度充分发挥了其“可以将有限的资金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的特点。这表现在其一,弥补了“社会保险”和“就业与再就业”政策的不足。其二,达到了解决城市低保对象生活困难这一最直接的“民生”目标。但是,任何一项社会政策的作用都是有限度的。当社会各界对这项制度寄予的期望越来越高时,我们应该联系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大环境及这项制度本身的特点,参考国际经验,对中国的城市低保制度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分析和研究。通过调查和研究,我们认为虽然城市低保制度确实是中国所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发展得最好的,也是最与国际接轨的,但是,这项制度在发展了十余年后,可能被开发的内蕴几乎都已经被开发出来,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接近极限。由于城市低保制度或社会救助本身“先天”的不足,要想继续向前迈进,就需要寻找一种能符合新世纪国际国内新环境的新的发展思路。上世纪末在世界流行开来的代表新思维的新概念——“可持续生计”和“资产建设”可以给我们提供新的发展动力。如果将“可持续生计”和“资产建设”这两个概念综合起来,彻底改变中国社会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思维方式,也许在中国社会能够创造出一个适应21世纪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社会的崭新的社会救助制度来。     

说说“非保得保”现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下简称低保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了保障他们基本的生存权利以及最低标准的生活权利,是从制度上保障城市贫困人群基本生活的重要途径。但是近年来,随着低保工作的持续展开和低保保障金标准的逐年提高,出现了一些非正常的现象,即"非保得保"现象。笔者通过对无锡市的低保工作进行调查发现,"非保得保"与低保制度的完善、低保对象的确定、低保对象的信用和低保对象的技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