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佛经翻译看译者的主体间性

人们一直认为我国传统翻译中过多地强调了"意译",也就是过多地强调了译者的主体性,即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采用"归化"而非"异化"的方法并起着主导作用.然而,古代佛经翻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在翻译活动中建立起来包括原作者、译者、读者、监督者以及出版者等在内的主体间性关系.事实上,在翻译过程中如果能更多地关注到这样的主体间性,翻译的质量和效果就会更好.     

佛经故事在藏族文学作品中的演变

佛教文化对藏族文化,佛教文学对藏族文学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在《藏文大藏经》中讲述佛陀本生故事和因缘故事作品中的佛经故事,对藏族文学的格言诗、藏戏与历史文学,都有着各种不同的影响。在影响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演变。演变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民族化,即在佛经中印度故事的基础上,更换人物、处所、语言与细节,使之符合藏族的特点。同时使宗教思想有所淡化,文学色彩更浓。     

飞行器与神行术母题的外来佛教文化渊源

明清小说多神行术描写,其最大特色是与神物崇拜的联系.或是直接在腿上、脚上附加的神行器具,或是飞帕和树枝状载人飞行器,或是当事人穿戴的钻天帽和入地鞋.通常认为其来自佛经的木鸟故事,然而所强调的是跨越远距离空间,不是行动迅捷,神行术故事来源并非完全在此,还有高僧的幻术表演.后者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时代,很容易引起新闻鼓动效应,外来佛教声威借此而高扬.飞行器等神秘想象,还有现实中超人体能的神行者为基础.其多被描述日行"五百里",也是受汉译佛经叙事习惯的影响,"五百"为一个整数而极言其多,这似乎也是人类的体能的一个极限.     

贺兰山拜寺沟方塔所出《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译传者

1991年在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一套未知的藏文经书的西夏译本。本文对其中一卷经文的卷首题记进行了解读 ,指出这部佛经是由伽耶达罗 (Gayadhara)和库巴拉拶(Khug_paLhas_btsas)译成藏文 ,又由白菩提福译成西夏文的     

佛经翻译中“文质之争”的中国诗学阐释

历史上佛经翻译活动中出现的"文质之争"就表象而言,是关于如何译经的方法论之争,但从实质来看却是中国古代诗学延伸至佛经翻译领域的表现,故其具有鲜明的中国古代诗学之特点,蕴含深邃的中国文学之道和伦理思想。阐释这两个特点有助于我们完整解读"文质之争"这一存在背后的存在。     

宁夏灵武出土西夏文文献探考

1917年,宁夏灵武出土一批西夏文佛经,出土后即部分遭到散佚。1929年有一部分辗转入藏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成为今天国内收藏西夏文佛经最富的单位。本文根据当事人留存的著录、研究著作和回忆文章探讨这批西夏文佛经文献出土的时间、地点;出土文献的数量、种类,国内诸家收藏及流失海外的情况;介绍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出土之后迄今的著录、整理和研究概况。认为今人对其中已有定论的所谓元刊活字本《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时代问题提出质疑,应当引起研究者注意。     

"(麦连)(麦善)嗢陀南"试解

<傅山全书>中"(麦连)(麦善)"二字最早见于隋唐以后<广韵><集韵>诸书,其义皆称为大麦,或大麦新熟所作饼餌.作为准确的名称来说,应为(麦善)(麦连),傅山逆称为(麦连)(麦善)者,或许别有原因."嗢陀南"一词是佛经中的一句术语.丁仲祜氏<佛学大辞典>载:"嗢柁南"之称"嗢柁那",译曰"集施",为传法心印的意思.     

关于《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的若干资料

本文是作者载于本刊1988年第二期的《敦煌写经〈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简析》的续篇。随着世界各国敦煌遗书的刊布,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发展,作者近年来发现了一些新资料。本文汇总并介绍了有关资料。     

谢灵运与佛教

亦仕亦隐,是谢灵运人生的一个显著特点.究其原因,是仕而不得志则隐、隐而不甘心则仕的矛盾思想所导致的,这已是目前学术界的共识.如果换一个角度即从佛教对谢灵运的影响来观照,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本文就这一问题,试图从建台筑舍以延纳僧人、以禅入诗文而释解佛理、潜心研译佛经及交游法师等方面,探讨谢灵运对佛教的传播所作的贡献,由此而窥见谢灵运亦仕亦隐与崇尚佛教切合点.     

汉译佛经叙事时序分析

在汉译佛经叙事中,叙述者为了使受众能更好地皈依佛教,在使用顺叙之外,多采用预叙、插叙、倒叙等其他打破时间的矢量流程的叙事时序,形成了佛经叙事变幻多姿的叙事特色。这些手段的运用,强化了佛经叙事的的虚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