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见与对话——哲学诠释学视阈下微信舆论引导论析

“前见”是理解的前提, 没有“前见”就不会有理解, 也不会有文本接受。“前见”不会使文本接受成为理解者的“私事”, 反而会让理解和接受成为一个融合差异性和同一性的事实。微信舆论作为民间舆论, 以信息中下阶层为受众基础, 具有独特的“前见”和视域。主流舆论对民间舆论的引导, 归根结底是对信息中下阶层 “前见”的引导和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忽略信息中下阶层的“前见”会导致民间舆论对主流舆论的错位或拒绝接受, 主流舆论因此丧失有效性。主流舆论对微信舆论的引导可以通过了解和把握信息中下阶层的“前有”、合理重构传统媒体的“前见”、将传统媒体对微信舆论的引导定位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等路径, 来实现两大舆论场域的“对话”。     

从庄子的两行说到王夫之诗学中的双行说

两行说出自《庄子.齐物论》,主要是指人从道的角度观物,超越百家物论的是非之辩,以是非两可的态度因任自然。王夫之在中晚年日渐从人生观等层面上接受了庄子的两行说,并创造性地将其运用到诗学理论与批评中。王夫之诗学中的双行说以情景妙合境界中的情景双行为核心,兼及诗的意句双收和哀乐双行,具有很高的诗学价值。     

企业法人目的限制外行为新探

企业经营范围不是对企业法人权利能力的限制,是对法人机关代表权的限制,法人的权利能力一律平等。法人机关的地位属性设计,应当建立在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的区分基础之上。在与第三人的外部关系上采代表说,赋予法人机关与法人一体的地位,承认法人意思构造的内部化。在法人机关与法人的内部关系上,宜采代理说,使法人机关与法人在人格上相分离,在法人机关实施目的外行为时,法人机关被视为代理人,因其过错造成法人损失时在内部对法人负责,其目的在于达成内部约束,以避免法人机关背离法人目的事业进行活动,损害法人的整体利益。     

一曲语妙情真的游子吟——浅谈郑振铎散文《海燕》

郑振铎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新文化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郑振铎与胡愈之等人发表严正抗议,通电抗议蒋介石的屠杀政策,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缉,不得已于1927年5月背井离乡赴欧考察,途中写下了抒情散文———《海燕》。文中借景抒情,情真意浓,时而实写,时而虚写,由海上看到的小燕子而想到家乡的小燕子,从而寄托自己的情思。笔者从写景和抒情两个方面对《海燕》进行了评论。     

文以见志词以达情——刘禹锡散文创作浅析

论及唐代古文运动,研究者均云韩柳元白,对于刘禹锡则很少提及.在此,论者试从刘禹锡散文创作入手,探讨刘禹锡的"文以见志"观及其创作中所表现的情感意趣.     

《牡丹亭》影视多模态叙事改编研究 ——以《又见牡丹亭》为例

《牡丹亭》是中国传统戏曲的代表作之一,该经典戏曲通过多模态改编为现代电影《又见牡丹亭》于2020年8月在各大主流视频平台上映,顺应了当下讲好中国文化故事的政治号召,在当今鼓励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对该改编影视作品叙事符号和叙事弧的分析表明,《又见牡丹亭》在符际转换和...     

良知的“自我审判”——以王心斋为中心论“良知见在”

“良知见在”体现了良知的先在性与显在性，需要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个层面进行讨论。良知在工夫论层面所见在的是善端，并非全体，故须人致良知以扩充之。良知是万物一体之仁，对万物的把握即是自我把握。心既是控诉者又是被控诉者，良知在流行发用中自我审判、自我省察，即“良知致良知”。“良知见在”实际上是“将理想作为现实”,即将良知显在于人伦日用，而不是“将现实作为理想”,即将当下一切经验当作良知。研究王心斋的良知见在说对深入把握泰州学派的良知思想有重要价值，也对现代人的心性修养、私德建设有一定启发。     

天命再造：唐玄宗的“梦真容”运动

初唐到盛唐的老君圣祖崇拜演变，终致开元二十九年唐玄宗以“梦真容”为由发起一场耗时数年、波及全国的政治信仰运动，通过这场运动，玄宗建立起道教王朝的国家形象。虽然杜光庭、贾善翔、谢守灏等道教内部“史家”对玄宗“梦真容”事件的记述失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后世学者对此事的关注，但碑石和诏敕材料的存在足以驱散道教内部记述所布下的迷障。“梦真容”的发起确有历史的偶然性，但却又是李唐与道教之间政教关系演化之路上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环节。玄宗与牛仙客、李成裕、李林甫、玉真公主、部分地方官员以及道教界的协作，使这样一个原本可能子虚乌有的梦境，转化为拥有实体的社会运动，颇为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上行下效的政治—信仰运作机制。     

道与学——孟子圣道传承论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传道”之义，肇端自孔子，孟子据此提出了自己的圣道传承论。此圣道传承，包括“道”“学”两面的统一。在传道的谱系中，“闻而知之”的圣人，以内在性的倾听独知天道，凸显了“道”的超越性意义；“见而知之”的贤人，将圣人得自于天的创作落实为制度典常，凸显了“道”的实践品格。此“道”既有理性人文义的开显，亦保有个体证会独知的超越性意义，而不陷于非理性的神秘主义。孟子自觉担当圣道之传，其“学”的一面，乃由子思、曾子而上溯宗本于孔子，表现了一种强烈的学术新统建构的意识和自觉。孟子继孔子集“圣”“学”为一体之学统建构，不仅是“学”的接续，更是一种道义的担当。“道”落实于“学”,乃以一种名言逻辑和理性自觉的方式十字打开，引领社会的精神生活，展开为一种可大可久的活的文化传统。孟子的圣道传承思想，对中国思想学术的当代建构，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罗尔斯政治哲学的诠释学意蕴——种基于反思平衡的解读

罗尔斯政治哲学蕴含一种诠释学的解读空间，这种解读能将效果历史意识引入其建构主义立场，该空间的大小则取决于反思平衡的彻底程度。如果反思平衡足够彻底，就足以在效果历史构成的视域循环中公平对待各种传统正义观构成的前见。围绕这一基点，罗尔斯在其前后期思想中分别发展出两种反思平衡形态，但这两种形态分别陷入不同困境而暗中引入基础主义和实用主义作为奥援，从而一定程度削弱了其政治哲学本应蕴含的诠释学意蕴。一方面，这表明罗尔斯政治哲学的证成理据并非全然基于反思平衡，另一方面则表明罗尔斯政治哲学在证成问题上仍缺乏足够的历史哲学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