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的太子亲王与皇位继承制度

隋唐的太子亲王与皇位继承制度谢元鲁隋唐构朝，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皇位继承制度最不稳定的时期之一。由于皇位继承冲突而导致的宫廷政变与统治集团内部的诛杀，几乎贯芽于隋唐至五代近四百年的历史。因此，与皇位继承制度有直接联系的太子与诸王同样经历了权力与地位的升...     

论先秦到两汉宗族形态的变迁

随着战国时期先秦宗法社会结构的瓦解,秦汉社会有一个宗族重建的过程,西汉武帝以后的选官制度为累世经学者提供了经学入仕的条件,继而四世三公式的官位世袭为世族的稳定存在与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使他们得以重建宗族的势力,到汉末终于完成了秦汉宗族社会结构的重建工作,魏晋的九品中正制更使这种宗族把持政权制度化,进而形成士庶天隔的新的士族社会结构。     

“五十年时期”雅典对外政策的变化

从希波战争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五十年时期"在希腊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雅典作为希腊世界的主角之一,其力量在这一阶段得到了急剧的发展,但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一败涂地.从"五十年时期"雅典对波斯和希腊大陆的外交政策的变化,从"五十年时期"雅典对外政策的角度出发,可以探求出雅典力量的兴衰.     

"道"与"真理"

中国哲学从先秦时期开始即以探求“道”为要务,而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则以认识“真理”为目标。“道”与“真理”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但二者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求“道”的取向与求“真理”的取向分别影响了中西文化的发展,使两者之间产生了各有千秋的特色与区别。有趣的是,在东西方哲学的交汇过程中,一方面中国现当代哲学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逐步接受并确立了“真理”观;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特别是后现代西方哲学中却出现了颠覆传统意义上的“真理”观并实际上向中国的“道”观靠拢的现象。也许,在中西方哲学的视域融合中,我们可以建构起一种全新的“真理”观或“道”观。     

试论南京政府时期我国农村金融的二元结构性特征及其成因

经济结构二元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主要特征.南京政府时期,二元结构性也是我国农村金融的重要特点.本文论述了南京政府时期我国农村金融二元结构性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也指出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过程的复杂性.     

日伪统治时期劳工征集对东北农村经济的影响

日伪统治时期,日本殖民者为了达到掠夺中国东北资源、维护战争机器运转、北部防御苏联等目的,大肆掠夺中国东北农村的劳动力资源,形成了一整套有利于掠夺劳工的劳动统制政策,并通过诱骗招募、抓捕、通过行政命令强制征集等手段,实现了对中国东北农村劳动力最大限度的征用和掠夺,日本的殖民统治给中国东北农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先秦政治婚姻初探

就族类、中原诸侯国关于夷狄的概念及国势而言,先秦政治婚姻大致可分为七种类型;先秦各国主要出于结交军事同盟、恃大国以图存、取人之国、巩固盟约、解除兵威、酬恩报德等目的而联姻,但各种联姻的性质却不尽相同。先秦政治婚姻呈现出多元化、多方位,“媵”婚现象比较突出,小国往往被婚姻大国所灭,强国干预弱国内政等特点。尽管先秦时期的政治婚姻与汉唐和亲有很大差别,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却是非常明显的。     

魏晋言意观与西方语言观之比较——以海德格尔、加达默尔为例

语言与意义生成之间的关系是东西方哲学界共同关心的话题。在中国,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堪称对这一问题的集中讨论;在西方,海德格尔、加达默尔的语言本体论对此问题作出高度思辨性的解说。双方看法相去甚远,但均以各自文化背景为依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简单套用任何一方的模式评判另一方,均是对对方的蔑视与歪曲;只有在相互承认对方理论价值的基础上,双方才能够进行平等对话。     

新世纪以来山东地区先秦秦汉考古的新发现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短短几年,山东地区上起旧石器时代晚期,下至秦汉时期的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极大地促进了先秦秦汉考古和历史的研究。山东地区史前文化遗存的新发现主要集中在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存的发现最为丰富,其中最为重要的发现是几处史前城址的确认,主要有五莲丹土、日照两城镇和临淄桐林等。山东地区商代考古最为重要的发现当属济南大辛庄商代甲骨文的出土。山东的汉代考古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现。其中,汉代郡国城址和大型墓葬的发掘最具学术价值。章丘洛庄汉墓发掘了36座陪葬坑,出土遗物数量巨大且制作精致,入选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明清徽州的私家刻书（一）

明代私家刻书 徼州刻书有着悠久的历史以校勘精、刻印精而著称于世。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出版史上的极盛时期，尤其是明隆庆万历以后，徽州居于全国四大刻书中心之一，直至入清以后，徽州的刻书业仍居全国的领先地位。徽州地区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文风日盛，加上徽州世族，家学渊源以及文化素养极高的徽商重文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