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辩证法与“两座城市”的变奏

辩证法是《资本论》这项"伟大艺术品"的"建筑术"。以批判性和革命性为本质的《资本论》的辩证法是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论表征,它谱写的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座城市"的变奏。辩证法的存在论意蕴不仅洞见了"第一座城市"即"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危机,而且还预见了"第二座城市"即"共产主义"的到来。这是马克思《资本论》辩证法的理论旨趣和理论使命,也是探讨马克思辩证法"合理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资本论》的辩证法是通往共产主义的"接生术",是人类范畴文明的大逻辑。     

康德论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的关系 ——以同一个知性之“分析”和“综合”的应用为视角

康德依赖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的划分来解决“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一问题。本文首先阐明这两种逻辑的基本含义及其在逻辑“谱系学”中的地位,然后在同一个知性的不同应用的视角中来考察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的关系,认为形式逻辑只是知性的“分析”的应用,而先验逻辑是知性的“综合”的应用,两种逻辑一体两面、共融共生、缺一不可,是同一个知性的不同应用及其面相。正是基于两种不同的逻辑和知性的应用,康德意在表明我们的知性有一个界限,而这个界限正是康德的批判哲学的主题。     

作为社会批评的形而上学理念——对阿多诺的康德自由观批判的一个反驳

通过反思阿多诺对康德先验自由的批判,揭示该批判的实质是对理念本身进行机械的还原论操作,能够为长期被“污名化”的康德式形而上学理念“正名”：自由的二律背反是关于现代生活条件下人之为人的主体性条件的形而上阐明,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批判蕴含;作为形而上学理念的先验自由蕴含着无法被经验性社会关系同化的“真理内容”,因其抽象而得以保留其不可被化约的批判潜力。     

论康德的"知性为自然立法"

理解"知性为自然立法",需从如下三个方面阐明:其一,知性的独特性在于其构成性,知性直接与知识相关,感性只提供杂多表象,为知性提供思维的材料,理性是关于"知识的知识",而与经验对象无关。由此说明为何是知性而非感性或理性为自然立法。其二,"自然"是一切可能经验之表象的总和,"知性为自然立法"不能仅仅从知性为认识(知识)立法的角度理解,更重要的是知性为一切可被经验的认识对象(现象)立法。"自然"与"经验对象"是统一的,知性为自然立法就是为经验对象立法。其三,关于知性如何立法的问题,直接关涉知性范畴提供规则和先验想象力的生产作用,人通过感性提供杂多表象经由知性范畴依据自身规则统合表象形成对经验对象的认知,即"感性提供表象——先验想象力——知性范畴统合——经验对象"。     

中国现代美学发生的内在线索与本土话语

中国现代美学的发生,往往被学界归结为受西方美学思想及学科体系影响的结果。这虽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却忽略了中国美学思想层面的转型诉求。事实上,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应包含学科和思想两个层面：中国现代美学的学科体系是在引进西方学科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思想体系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密切相关,有其一以贯之的内在线索。以往学界较为关注学科层面的“引进移植”问题,而忽视了思想层面的“继承转型”问题。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当前中国美学研究过于局限于学科框架内,忽略了其背后所蕴含的哲学基础。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本质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规模探索人性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戴震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通过对个体情感欲望和认知能力的肯定,建构了以“人”为核心的本体论,提升个体的主体地位,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发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道德与知识之间的救赎承诺——论康德审美主义

审美主义是一种以审美活动取代一切生命活动的生存价值取向。康德批判哲学是这种生命哲学的初始形态，它奠定了这种生命哲学的总体基调。对道德的本体崇奉与对知识的限度规范是康德审美主义发生的逻辑前提，而其对审美的限度规范及审美分析中所出现的审美悖论又使其产生了自我的拆解。这一特点反映出康德审美主义先验方法下的经验底蕴。康德有限度的审美主义在以后的思想史发展中不断泛化，逐渐发展成一种以审美活动取代一切生命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反映出这种生命哲学的裂变。     

先验哲学视野中的世界及其客观性

先验哲学肇端于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原则,以"先验自我"为阿基米德点而使世界在主观性中客观化。它所可能面对的世界有三重,即个体物的世界、一般本质或共相世界、绝对或大全世界。先验哲学的首要任务便是确立这三重世界的客观性。个体物的世界的客观性通过感性确定性而表现为原初被给予性,但一般本质的世界却不是原初被给予的,而是首先通过自由想象力的变更表现为普遍必然性,它成为被给予性是通过本质自我和想象力的张力活动实现的,因而是次级被给予性。如果仅坚持内在论原则,绝对或大全世界就是先验哲学在知识论上的界限。要使其成为客观的,必须拓展先验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