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不当督导的强制性公民行为中介调节模型框架构思:一个质性研究

当前学界对不当督导和强制性公民行为(CCB)的研究框架主要集中在心理安全感等中介及组织公民行为(OCB)的角色定义等调节上,但在华人组织情境中,一些本土化的变量如上下级关系、关系取向、传统性、权力距离等对员工态度及行为也有重要影响,因此,西方的研究框架是否与我国组织情境一致,本土变量在二者关系中又具有何种作用,很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本研究基于质性研究,通过对10位员工的深度访谈和40名被试者的开放式问卷调查,探索了不当督导与CCB关系中可能的中介调节模型框架,最后认为,服从、绩效压力等因素也可能使员工表现出CCB;除心理安全感外,来自上司的压力也可能是一个中介机制;不同员工基于不同关系与动机表现出不同程度的CCB。     

公共政策防范现代危机的公民个人支持分析——基于文化教育的视角

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本质要求,是公共政策防范现代危机的重要力量。当前,公民自身文化素质较低、危机教育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求、传统文化中参与文化的缺失等原因,造成公民的参与意识薄弱、参与能力不足、参与的非理性和参与的不均衡性,使公共政策无法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对此,应加强对公民的危机意识教育、责任意识教育、危机训练教育、科学知识教育,这是公共政策有效防范现代危机的重要路径。     

公民参与地方人大工作与提升治理能力--基于浙江部分地方人大的案例分析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完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公民参与地方人大工作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是提升人大治理能力的现实要求。对公民参与地方人大立法、监督、会议和联络站的案例分析发现，通过公民参与来提升地方人大治理能力和完善地方人大制度的模式主要有四种，即具体制度自上而下的延伸、地方人大在法律框架内的突破、地方人大在法律原则下的完善、基层人大的实践创新。当然，这些发展模式要切实发挥有效性并且保持可持续性，还需要公民参与人大工作的法治化保障。     

转型期中国公民政治认同困境的演变逻辑——以合法性理论为视角

政治认同是现代国家获取合法性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和考量平台。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是一个利益格局先破后立的过程,转型期呈现出社会结构和阶层多元化、利益关系与利益格局复杂化、思想观念与价值理念碎片化的特征。可以说,社会转型对中国公民的政治认同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认同困境问题,其中,利益分化与分配失衡是政治认同困境产生的诱因,经过相对剥夺感和不公感两个心理变量,加之公民利益表达的不顺畅和受阻,最终导致公民政治认同困境的产生。     

新世纪以来国外世界公民教育研究

新世纪以来,世界公民教育得到迅猛发展,许多国家把它视为促进跨文化理解和提高本国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培养与世界公民相适应的知识、能力、价值与态度正在成为许多国家世界公民教育的重要目标。对于世界公民教育的实践,国外一些国家也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探索,多元文化教育成为许多国家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本文将从目标、焦点和路径等方面来探讨国外世界公民教育的得失,以期对正在推进的我国公民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公共行政的精神》:政府责任、社会公平与公民精神

20世纪60年代,新公共行政理论诞生。在该理论的代表作《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弗雷德里克森认为要让行政从传统的管理走上政策建议的道路。书中涉及的三个核心概念是政府责任、社会公平与公民精神。政府的责任受到"公共"的思想推动,并以"治理"的形式实现;社会公平是衡量政策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自由裁量权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道德与价值促使了公民精神的形成,公民精神与公共行政精神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走向融合。     

村民参与、村干部监督与基层善治

无论从整个国家的稳定还是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上看,当代中国“善治”的主要对象就是基层社会。而村民参与和村干部监督关系的研究,对探索基层社会的“善治”有重要价值。为此,选取了湘西蒙县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村民参与虽总体上对村干部履职有促进作用,但蒙县的村干部监督状况却并不理想,这源于村民参与的传统性质和村民自治的体制局限。为此需要为公民参与创造条件和实施县域地方自治,而它们的运行需要以公共利益的建构以及公民参与权的保障为基础——这最终将体现在问责制上。因此,打造健全的问责制及其所需的体制机制是基层社会“善治”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