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的本质与国家刑罚权的根据新论

刑罚不仅是制裁犯罪的措施,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国家的法律制度与公民个人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犯罪行为侵害了国家的法律制度和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国家迫不得已运用刑罚来维护国家法律制度的正常运行,并保护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国家正当运用刑罚权的逻辑标准是其他法律部门已不能有效调整的行为,如果不对其动用刑罚,国家法律制度就会崩溃;实践标准是社会普通民众的容忍度,即社会民众普遍感到不用刑罚调整,自己的基本权利就会受到威胁。     

论政府、媒体与公民的"共同进化"

凯文·凯利认为大自然以及人类社会的"活系统"之间存在共同进化的关系,稳步的信息交流将共同进化的参与者焊接成一个单一的系统.本文将凯利源自生物学观察的结论与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以及欧美媒介理论等联系起来,全面审视政府、媒体与公民三者的关系,尝试阐释这一问题在中国的现状.     

从"宗教文化"到"公民文化"——兼论当代中国宗教社会角色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宗教研究采取的是一种"以文化代宗教"的策略.这种研究模式几乎主宰了三十年来的宗教研究论著,但是也呈现了宗教文化的化约论、功能论以及局限于精英阶层的知识论倾向,最后以"弱文化范式"的形式呈现出一种结构性的缺失.人们看到了不同形式的宗教文化,但忽略了不同宗教信仰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在当今的多元社会中,宗教文化与其他社会文化都具有彼此认知的义务,它们应当参与"互补性的学习过程".宗教文化必须经过"拯救性的社会化",才能进入公共对话的空间,才能进入公民文化的建设领域,并且,宗教文化只有获得公民文化的身份,才能完成社会角色的转型.     

企业非伦理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

企业兼具逐利的动机和同情心。随着市场社会的发展和企业影响力的增大,社会对企业的期望逐渐超越了纯经济的范畴,希望企业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公民。作者借助博弈论方法,通过对信息维度、揭发方利益和当事方利益的分析,揭示在企业公民概念框架下的基本疑问:行业内企业非伦理行为(潜规则)为何能够存在?其生成和消亡机制是什么?通过分析表明,信息的可获得性和可证明性、揭发方成本和收益、被揭发方的收益和风险决定了行业非伦理行为是否能够持续存在。     

社会观念变迁与公民教育——两岸学者共同研究公民教育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完善,使得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当代社会转型加速了社会观念的变迁,孕育了新的公民理念,对公民素养提出了新要求,为公民教育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与挑战。有鉴于此,2010年11月27日华南师范大学现代教育研究与开发中     

文化现代化:作为普世性的生活方式现代化——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论略

作为克服1978年前30年唯意志之社会结构的自然自发自律自治之社会有机体系统恢复工程的经济现代化,在高速行进了30年后,我国出现了经济成就巨大、社会和精神问题日益严峻的基本状况,文化现代化这另一自然自发自律自治的社会有机体系统恢复工程,有必要突出地摆上前台.基于对雷蒙德·威廉斯文化概念的引申和重新编码,笔者认为文化是符号文化(作为符号生产的文化)、价值文化(作为精神价值,精神理想的文化)、生活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的统一体.而作为自然自发自律自治的社会有机体系统恢复工程的文化现代化层面之一的普世性生活方式现代化:自由个体、公民社会与民族国家建构(在超越性民族国家框架中的自由个体与公民社会交互生成的生活文化系统建构),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的至关重要、甚至是当务之急的进路之一.     

公民参与是保证教育规划执行有效性的重要途径

在我国公民社会逐渐成长的趋势下,政府如何将公民力量引入教育规划执行,以保证教育规划执行的有效性,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公共性作为教育规划的基本价值诉求,要求公民参与教育规划执行.公民参与教育规划执行是指具有主体性且拥有参与需求和参与能力的公民,通过一定的渠道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影响教育规划执行的行动过程.从公民参与的角度看,影响教育规划有效执行的因素包括教育规划自身的质量、教育规划执行的主体、教育规划受众的状态和教育规划执行的路径.公民参与教育规划执行的途径要求优化教育规划环境,提升公民参与素质,降低公民参与成本,创新规划执行路径.     

公民意识的形成规律论析

公民意识是指公民对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公民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依据,以自身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一种心理感受与理性认识.公民意识的觉醒是一个国家走向文明和现代化的标志之一.研究公民意识的形成特征、分析公民意识的形成规律,对于培育公民意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论公民作为公共利益的界定主体

公共利益界定的主体是谁,国内已有的研究结论不一,其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立法机关主体论、司法机关主体论及综合主体论,但无论何种观点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为此,有必要重视公民的作用,将其定位于公共利益的界定主体.公民作为公共利益的界定主体,非主观臆断,实乃有坚实的哲学、政治学及法学理论基础.公民作为公共利益的界定主体,对于公共利益的普遍接受、实质法治的实现及政府裁量权的控制与政府责任的追究,皆有重要的意义.     

进步时代“美国化”的公民教育与反思

20世纪前后,大量东欧、南欧新移民涌入美国城市,受到本土主义者的强烈排斥。＂新＂、＂旧＂移民团体之间的对立,导致美国社会面临撕裂的态势。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共同确立了公民教育的＂美国化＂目标,有效地促进了新移民子女对城市主流文化的了解、对民主思想观念的认同以及对美国主流生活的融入,保障了美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及长治久安。进步时代＂美国化＂公民教育的举措,引发了对目前我国农民工及其子女如何融入城市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