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组织公民行为影响机制实证研究

大学生“村官”已成为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群体,这一群体能否有效地发挥作用,其关键在于大学生“村官”是否能够真正投身农村建设从而激发出积极的工作行为.现有相关研究中,大多学者关注制度政策对工作行为绩效的影响,忽视了个体心理认知层面.关于大学生“村官”的研究必须深入到此群体本身的心理过程,本研究从认同构建过程角度出发,分析并构建了身份认同与自我效能感对其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激发大学生“村官”的身份认同感会提高其自我效能感,从而更有助于产生组织公民行为.     

公民宗教与政治制度——作为公民宗教的儒教建构之制度条件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公民宗教.这是他为现代政教分离之后的世俗社会提供神性价值的尝试.公民宗教旨在以简单的教条促成公民对是非好坏的判断.其后,贝拉对公民宗教做了进一步阐释,强调公民宗教神圣的菲宗教定位,凸显了宪政制度与公民宗教的相互依存关系.归纳起来讲,公民宗教是立宪民主社会的公民习性训练方式,它依赖于宪政制度多于仰仗民俗习惯;它是现代的宗教形式,而不是传统的由信仰神学、仪轨仪式与生活方式构成的标准宗教.对一切尝试儒教复兴的人而言,要将世俗性与神圣性兼具的儒家学说完全改造成标准宗教,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制度伦理视阈中的医患关系难题

医患关系难题的真正症结在于制度伦理失序.具体来说,这种制度伦理失序表现在四个方面,即民众缺乏医疗服务购买力;医生群体薪酬过低;缺乏严格的医疗行业管理规则;未建立起真正的医疗服务市场.因此破解医患关系难题的制度伦理策略就必须围绕这四个方面去做,即提升民众的医疗服务购买力;建立合理的医生薪酬体系;建立严格的行业管理规则;建立真正的医疗服务市场.     

志愿者参与社会管理的维度分析及路径框架

根据"一元多极共治"的时代背景和"人本参与"理论模型,将志愿者参与社会管理的维度划分为自主性、组织性、灵活性、持续性四个方面。根据四个属性的高低程度将志愿者参与社会管理的路径框架划分为四个象限,分别为依托行政的"出场式"参与、依托企事业单位的"依附式"参与、依托市民社会组织的"合作式"参与、依靠志愿者自身的"自治式"参与四种类型,并对四种参与路径进行了多层面的比较。     

网络反腐:缘起、问题与破解

网络反腐是反腐败手段的一种创新,是公民话语权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增强的表现,是对传统反腐手段的有效补充。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网络反腐也存在一些问题。破解这些问题,要从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提高行政人员和网民对网络反腐的认知水平等方面加以努力。     

我国公民环境权益保护路径研究--基于政府环境责任的角度

政府对环境质量承担环境政治责任、环境法律责任和环境道德责任。基于政府承担环境责任的角度,公民环境权益的实现有赖于政府环境责任的实施,公民环境权益的实现有益于政府环境责任的完善。为加强我国公民环境权益的保护,政府应完善环境责任,自上而下重视对公民环境权益的保护;应严格执法,接受新理念采用新方法来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勇于承担自己的环境责任。     

船山哲学中性善论的现实意义——以《读孟子大全说》为中心

船山认为人是同时具备生物学和理性层面的善的存在,而包含这两个层面的综合性的人的特性是善的。这种性就像气每天产生、每天形成一样。他认为不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善并不存在于类似气、质、习、外物等处,而是在与类似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之类的外物交流中得不到“位”时产生。不善并不是根据绝对标准而被规定为恶,而应该从不断变化的历史中因关系背离而导致的相对性上来把握。船山的性善说不仅有助于克服从只重视肉体或精神的某一面而排除另一面中所产生的不均衡文化意识,而且在克服今天因膨胀的欲望所产生的社会病理现象,形成健康的共同体文化方面亦可作出理论贡献。     

《问学与问题》自序（摘录）

所谓“学术思考”或“质疑”强调的是学术要有思想,乃在于期待所有学术同仁,做学术人,做学问者,应该从问题（当然是哲学社会科学应当面对的问题）出发,而不是从教条出发。当古人云“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时,     

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新动向

公民参与是政治学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社会的发展使公民政治参与呈现新动向,这是政治系统适应政治生态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政治参与主体得到拓展,新社会阶层成为重要的参与力量;参与工具更加优化,网络媒体的作用凸显;参与动机趋向世俗化,利益表达成为参与的首要动因;参与效果得到改善,参与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明显。同时,不断发展的公民政治参与也会给政治系统带来压力,无序参与、"数字鸿沟"、"政府俘获"等新的问题需要解决。关注公民政治参与的新动向有助于政府在新的环境下不断更新理念、调适行为、应对挑战。     

公众参与是提高社区综合治理水平的有效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区综合管理水平有了长足发展,地方政府也在社区综合管理模式上做一些有益的探索。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到底哪种社区管理模式是适合政府、社会和社区之间较为有效的方法与途径,目前依然莫衷一是。但从一些社区综合治理的成功案例中可以看出,公众参与和居民民自治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因为这种参与方式和行为可以极大地提高民众的现代公民意识和居民自治的积极性。这种“公众参与模式”的借鉴对推动海南省社区综合治理模式的变革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