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上的防卫权——人权角度的观察

本文将“法律上的防卫权”界定为“通过法律实现防卫的权利”和“在法律上防卫的权利” ,认为法律上的防卫权由获得公正的公开的和及时的审判的权利、对席辩论权、程序抗辩权、获得法律帮助权和获得国家赔偿权组成 ,阐述了法律上的防卫权与个人在政治国家中的自主性的关系 ,并就法律上的防卫权分析了中国法的现行制度设计。     

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20世纪上半叶及以前,中国公民权利的发展缺乏基本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50多年以来,中国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不论深度还是广度,都是此前任何时期无法相比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的权利状况明显改善。在21世纪,我国公民的权利将在经济文化权利的充实、政治权利的飞跃、社会权力的生成、权利法制的完善等方面得到重大发展。     

论发挥中国社团组织对法治的促进作用

自由主义法治范式与福利国家法治范式具有内在的缺陷,法治面临着困境.社团组织的兴起,为解决这一困境提供了新的契机.作为一种新型的权力制约方式和权利保障机制,社团组织有利于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有利于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有利于树立法律权威.因此,社团组织对法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当下中国社团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阻碍其发挥促进作用的因素,应该克服阻碍社团组织发挥作用的因素,从而进一步发挥中国社团组织对法治的促进作用.     

大陆法系附带上诉制度经验借鉴——以限制公权力、保护公民权利为例

关于附带上诉的本质,有上诉说与非上诉说两种学说.附带上诉要求有合法的主上诉存在,且必须在法定期间内提起,不可再为附带上诉,依法进行.附带上诉制度具有平等保护双方当事人权利,实现当事人双方诉讼地位的平等、节约诉讼资源等多项价值功能,值得我国引用借鉴.本文以限制公权力、保护公民权利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     

突发事件中政府应急权力运用的法律规制

<正>当前我国突发事件发生频繁,突发事件的应对是政府权力的扩张和公民权利的限制,在权力变大的空间里,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突发事件应对的重中之重就是厘清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消除事件危害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权利。就突发事件应对的根本任务而言,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政府应急权力运用的规范问题,这就需要一定的制度原则对其制约,从而防止政府应急权力滥用对于公民权利的侵害,这也是我们迈向行政法治的必由之路。     

禀承宪政精神 慎重对待修宪

随着人们法治意识、人权意识、宪政意识的迅速提高 ,修宪的呼声不断高涨。修宪要注意 :宪法不是意识形态宣言 ;不宜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应明确规定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 ;应调整现行宪法有关司法结构关系的制度安排 ;将居住、迁徙、选择职业和出入国境自由确认为公民基本权利 ;应增加设立宪法委员会的条款等。     

和谐社会与突发公共事件中公民权利研究

和谐社会是一个道德和法律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社会。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公共事件的巨大冲击力导致整个国家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并实施应急法律规范,这就对在和谐社会中发生突发公共事件时,进一步考虑公民权利提出要求。     

从公民文化的发展过程看中国公民文化建设

公民概念来自西方,公民文化在西方是主流价值,它们的引入可以更好地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服务,并有利于我国公共精神的培养和实现。文化建设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公民文化建设,涉及中西文化的定位,而且还有公民文化权作为公权,它与私权之间的较量与均衡。公民权不是终极目的,根本的是个人自由独立价值的实现,为此,公民文化又具有阶段性特点,但在目前却是实现自我提高的最好方法。     

行政公开:制度文明的新发展

制度文明是人类社会的不懈追求。本文认为 ,从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二者发展的脉络进行历史性考察 ,可以将制度文明划分为以权力制约权利、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三个重要阶段。行政公开制度的建立 ,使人类社会真正开始步入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历史新阶段 ,从而使制度文明出现了历史性飞跃和跨越式发展。     

从李文娟的遭遇看我国公民权利保护的建设路径

造成李文娟的悲惨遭遇的真正深层原因在于我国仍处在“人治”社会阶段,政府拥有无限权力且权力运作缺乏制度规范和有效监督。因此,保护公民权利,一方面在宏观政治层面要坚持依法治国方略,加快中国法制建设进程;另一方面在微观政治层面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正确选择公民权利保护的建设路径,把转变政府职能和观念、张扬公民权利意识与坚持司法公正作为现阶段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点和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