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的“土地换保障”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因征用土地,形成了一大批失地农民。“土地换社保”是在这一现实背景下,解决被征地农民的民生问题而采取的一项权宜之计,是我国现有几种安置失地农民的一种方式。它的出现有其理论基础和现实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但笔者认为这一做法是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匮乏的现状下实施的,违背了社会保障权的权利主体平等性、义务主体特定性,侵犯了宪法赋予公民的平等的社会保障权。     

德法并举 软硬约束 相得益彰

人类社会,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法律和道德这两种行为规范。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律主要靠“他律”,靠外在的强制力发挥作用。即硬约束;道德主要靠“自律”。靠内在的自觉性发挥作用。即软约束。法律手段的效用,当然要仰仗社会成员守法的自觉意识,但在社会成员违法犯罪和蔑视法律规范时,法律可以依靠国家机器强制执法,包括采取剥夺公民权利。限制人身自由乃至消灭肉体等极其严厉的措施。     

《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公民权利保障机制问题探析

行政权的正当行使是公民权利得以保障和实现的前提。《治安管理处罚法》以构建完善的公民权利保障机制为出发点,通过公民权利宣告机制、公民权利侵害预防机制和公民权利救济机制的相互协调和良性运作,促使治安行政处罚权的正当行使,从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有机实现。但相关规定仍存在缺陷,如过于强调管理和处罚、未将听证程度引入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等,还需在今后的立法中加以完善。     

域外学校公民权利教育方法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德国以及亚洲部分国家在学校公民权利教育方法上已经探索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有力地推动了各自学校公民权利教育的健康发展.而我国学校公民权利教育方法研究还不适应我国学校公民权利教育的客观需要,在公民权利教育方法的实践方面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国外的成功做法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949年以来中国城乡公民权利的发展：基于经济结构视角的考察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其经济结构整体性的变化主要有四次.经济结构变化偏向城市,市民的公民权利就得到更多的供给;农村经济地位上升,农民的公民权利地位就得到更有效的保障.因而,经济结构演变是城乡公民权利发展特别是其地位关系结构变化的基础和重要因素.在中国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和基础条件下,中国公民权利发展模式是一种渐进的.这种模式与经济结构演变基本适应,并在总体上有利于保持政治稳定.     

改革开放后中国保障公民权利研究的印度视角 ——以《中国报道》为例

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公民权利的保障必不可少.而对中国公民权利保障的研究也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通过对印度当代中国研究最高水平杂志《中国报道》等对中国公民权利的研究梳理,从依宪治国中的公民权利、权利与权力等宏观与微观层面评析印度学者视角的中国政府保障公民权利现状,以求教于国内学术界同仁.     

官员“经济人”角色分析及制约路径选择

职业官僚的双重属性决定了他们必然会在"公共人"和"经济人"之间徘徊,其行为方式趋向"公共人"还是"经济人"主要取决于风险——收益的价值判断,而在缺乏有效监督制约的条件下,他们总会表现出更强的自利性。因此,建立有效的官权监督制约机制是非常紧迫、非常必要的。以公民权力制约官权是一种体现民主性质、与公民的民主地位相称的监督与制约机制,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政治法律环境下,建立以公民权利制约官权的道路上困境重重,因此,必须从多方面入手,从而建立和完善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     

论法律上的防卫权——人权角度的观察

本文将“法律上的防卫权”界定为“通过法律实现防卫的权利”和“在法律上防卫的权利” ,认为法律上的防卫权由获得公正的公开的和及时的审判的权利、对席辩论权、程序抗辩权、获得法律帮助权和获得国家赔偿权组成 ,阐述了法律上的防卫权与个人在政治国家中的自主性的关系 ,并就法律上的防卫权分析了中国法的现行制度设计。     

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20世纪上半叶及以前,中国公民权利的发展缺乏基本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50多年以来,中国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不论深度还是广度,都是此前任何时期无法相比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的权利状况明显改善。在21世纪,我国公民的权利将在经济文化权利的充实、政治权利的飞跃、社会权力的生成、权利法制的完善等方面得到重大发展。     

论发挥中国社团组织对法治的促进作用

自由主义法治范式与福利国家法治范式具有内在的缺陷,法治面临着困境.社团组织的兴起,为解决这一困境提供了新的契机.作为一种新型的权力制约方式和权利保障机制,社团组织有利于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有利于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有利于树立法律权威.因此,社团组织对法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当下中国社团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阻碍其发挥促进作用的因素,应该克服阻碍社团组织发挥作用的因素,从而进一步发挥中国社团组织对法治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