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信用的供需决定因素——来自2256家沪深上市公司的面板证据

利用2003--2011年上市公司数据,在系统构建指标体系基础上,文章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表明:公司规模、有形资产比、主营业务利润率、短期借款比例和行业因素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商业信用的供需.     

资本外逃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35个发展中国家1984-2004年数据的动态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

首先用改进了的差额法估算35个发展中国家19842004年间资本外逃的规模.在此基础上,针对现有研究在资本外逃惯性和面板数据的异质性方面的忽略以及在处理滞后因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方面的局限性,引入准方差法并结合动态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资本外逃的决定因素,并通过对分期样本和亚洲及拉美国家的回归分析进行测试.结果发现,经济危机、金融深化和资本流入是资本外逃的决定因素.前两个因素的决定作用是对现有文献的补充.     

汇率风险中经济风险暴露的决定因素及控制机理

汇率风险中经济风险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风险之一。经济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合理地降低和控制经济风险暴露。应根据经济风险暴露的决定因素,采取控制某一种外币的净现金流量规模,将风险分散于多种外币上,控制市场需求对产品价格及汇率的敏感程度、控制企业运营的成本状态、提高企业的风险管理水平等手段和措施,将汇率风险的经济风险暴露控制在合理的水平。     

股价信息含量测度方法、决定因素及经济后果研究综述

股价信息含量是衡量一个国家证券市场运行效率的重要标志,因此这一重要的证券市场研究课题目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系统的评述了股价信息含量的研究成果,包括股价信息含量的测度方法,股价信息含量的宏观及微观层面决定因素和股价信息含量的经济后果,并指出了股价信息含量的研究不足及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     

高科技企业员工福利满意度的决定因素分析

员工福利在高科技领域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福利系统满意度也被很多企业重视。本文通过对企业的研究,旨在分析我国高科技企业员工福利系统满意度的决定因素,并说明福利系统满意对组织、个人及人力资源工作的可能影响。在现代高速发展的社会中,高科技员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我国高科技企业员工对于福利有较强的公平要求,同时,实现员工承诺及员工对福利系统的了解这两个因素,可归并到过程因素之中,福利在高科技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会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将对高科技企业员工福利系统满意度进行分析,希望对相关企业能有所帮助。     

我国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的决定因素研究

本文从主观动机和客观条件两个方面,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多元化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是否多元化以及多元化的程度受多种因素影响。就主观动机而言,传统认为的多元化经营的经济理性动机、组织理性动机以及个人理性动机,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国上市公司进行多元化经营模式的选择。但相比较而言,我国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经营模式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组织理性动机(降低公司风险)和个人理性动机(公司高管出于利己动机的考虑)。同时,在客观条件方面,公司规模、股权结构、公司上市的时间长短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等因素也对上市公司多元化及其程度产生显著影响。     

影响美国政府政策制定的决定因素

制约美国政府的政策的因素是什么？本文对“权力精英统治论”和“利益集团多元决定论”理论，作了简要的阐述与评说。     

中国IT产业省区分布及其决定因素

本文在探究中国IT产业区域分布特点的基础上,理论分析影响IT产业区域分布的决定因素,构建计量模型并利用1999年~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对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和讨论。主要发现有:IT产业相比制造业在中国省区分布更不平衡;经济水平、人力资本、金融环境、创新环境、生活环境是影响中国IT产业分布的重要因素;地区的人才吸引力相比人才制造力对IT产业分布有更重要的影响。     

中国-东盟次区域经济圈的货币一体——利用OCA指数法对东亚次区域货币合作的研究

作为世界货币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一直是国际金融领域的研究重点之一.本文运用近年来新兴起的OCA指数法,对东亚货币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东盟的货币一体--的经济基础进行了研究.与常见的单纯运用OCA指数法分析区域货币合作成本的文献不同,本文不但利用这一方法研究了中国-东盟地区货币合作的经济成本,同时也通过横向比对等方式,进一步探讨了影响中国-东盟货币合作成本的决定因素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目前国内对东亚货币合作和东盟地区货币合作等问题的研究深度.     

贵州城乡收入差距的演进及决定因素分析

目前贵州的收入差距问题已经相当突出,成为学界和政界关注的焦点。基尼系数和泰尔系数的分解显示,贵州收入差距主要表现为城乡差距。基于贵州1978—2010年地市级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生产要素初始分配不公和资本的稀缺性、城乡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的差距、以及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促进了贵州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收入差距对贵州当期和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推进市场化改革、提高教育水平以及改善财政支农效率等有助于缩小贵州的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