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决策的算法化趋向及其反思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渗透到司法领域,在司法裁判中承担证据审查、风险评估、裁量参考等任务,司法决策由此呈现出算法化的发展趋向。司法在与技术的结合中进一步提高了效能,表现为司法效率的提高和司法裁量的统一。然而,算法本身也存在着技术局限性,可能引发代码规则难以保障论辩参与、算法黑箱难以解释裁判合理性、群组正义难以回应权利优先性等深层问题。为助力智慧司法的平稳运行,需要立足技术赋权理念,推进司法领域的算法公开透明,加强智能辅助系统的可解释性。     

许霆案引发的法理思考

许霆案是个普通的案件,却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许霆案已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但是许霆案件背后所蕴藏的深层次的法理值得我们每一个法律人去深思.司法正义是法律精神的内在要求,是法治的组成部分和基本内容.司法正义包括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许霆案一审判决量刑不符合实体正义,案件审理过程中程序正义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实体不公影响的仅仅为个案,程序不公则必将破坏整个国家的司法体制.因此,程序正义优于实体正义的理念在当代中国意义非凡.网络媒体异军突起成为司法监督的一支重要力量,媒体监督应促进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法有局限性,应及时地修改完善相关的司法解释或正确运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期弥补法律和现实之间的裂痕.     

交通肇事案件审理中的博弈反思

交通肇事恶性案件频发,导致社会舆论大加讨伐,纷纷要求对涉案人员重判严罚.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司法机关能做到的只是相对司法公正,而外界对司法的关注,重点应在审判过程的正当性.在交通肇事案件审理中,为了恢复正义,社会和谐,尽可能恢复加害人和被害者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可以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和相对罪刑法定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是一致的.而和解协议是整个刑事和解的基础,和解协议应遵循诚信原则,在现阶段,一旦得到国家机关的确认,不允许加害方和被害方再推翻.在刑事案件中,相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告人,直接受害的被害人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应更重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阳光低保”惠泽弱势人群

随着社会救助工作的不断深入,已逐渐形成了生活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结对救助、司法救助、住房救助等十大救助体系,解决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     

舆论监督与媒体审判边界论——以南浔协警强奸案的舆论监督为例

媒体审判是近年来国内学者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学者们观点颇多争议.本文以2009年引起国人广泛关注的浙江南浔协警强奸案为例展开分析,从舆论监督权利的防卫性本质出发进行学理阐释,强调权利的启动是否具有合法性、监督方向是否恰当是判断媒体审判的关键性标准,这一视角可望为当前国内评判正当的舆论监督和不当的媒体审判提供较为清晰的标准.     

善用刑事和解 促进社会和谐

刑事和解作为我国刑事法领域的一种新理念,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和整个刑事法领域的一体化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刑事和解满足了冲突双方的利益需求,使得被害人、加害人和司法人员都可以从这一程序中获得显著的收益,并有助于社会关系的修复与和谐。     

司法权威的两种来源：专业内构与体制外塑

从逻辑上讲,司法的权威最终必定从根本上需要诉诸于司法独立。从经验上看,司法独立的来源似乎有一种：其一是以体制构建为先,进而通过体制的运作而从外促生、型塑出司法的独立性;其二是通过职业的专业性从而从内在的方面生发出独立性。值得注意并引以为憾的是,就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来说,似乎更多地诉诸于前者,而没有或几乎没有考虑后一思路。     

《公文及法律语言应用规范》一书出版

此书系栾照钧先生与其兄栾照轶合力推出的又一部力作,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实用性和学术研究价值与立法司法参考价值,可作为党政、人大、司法等机关干部和企事业单位与团体工作人员撰写公文的指导用书     

2012年中国民族法学研究述评

2012年中国民族法学研究成果颇丰。其中,论文约有320余篇,比2011年增加了100余篇。这些研究在内容上有以下特点：一是内容较为全面,其中,民族习惯法、民族司法的研究比往年增多,民族政治权利成为年度重要话题;二是内容上的交叉研究增多;三是出现了一些综述性、反思性研究成果;四是关注了一些热点事件和话题;五是应用性研究成果较多。这些研究在方法上有以下特点：一是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协商民主成为年度新话题;二是注重实证研究;三是注重比较研究。在全面梳理的基础上,笔者根据研究内容所涉及的民族法学基本理论、民族权利保护、民族区域自治、民族法制建设、民族习惯法、民族法制史、民族司法等方面分别对其主要成果进行了介绍与评价,在辨别良莠、展示精华的同时,为不断繁荣中国民族法学提供可借鉴的年度综合性史料。     

制度与实践的悖离——司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制度的反思

司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制度具有正当性,但调研显示该制度在纠纷调解实践中却较低地被使用,且大有逐渐消隐发展趋势。究其原因,既有制度设计非理性的因素,更有来自人们理念方面的问题。为求制度与实践的完美契合与良性互动,首先需革新权利与权力关系问题上的旧观念,重塑权利与权力关系新理念;其次要经由法律提高司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制度法规制的层级,确保其具有权威性和形式理性;再次还必须为该制度的运行设计科学的操作规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