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江观海长廊红树林湿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及生态风险评价

本研究通过对观海长廊红树林湿地表层土壤11种重金属进行含量的测定,结果显示观海长廊Cd、Cu、Co、Hg、Zn五种重金属元素含量的平均值均超过环境背景值,其中Hg、Zn、Cd、Cu和Co的平均值分别是环境背景值的4.70倍、4.44倍、4.43倍、2.44倍、1.14倍;这五种主要重金属元素含量在个别样点(如GHCL4、GHCL6、GHCL7、GHCL8)超过国家土壤环境质量一级标准;As、Cr、Ni、Pb、V、Mn 6种重金属元素含量的平均值未超过环境背景值和国家土壤环境质量一级标准.通过采用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的评价方法进行分析发现,观海长廊红树林湿地表层土壤重金属总体上属于强污染,其中潜在生态风险较大的是元素Hg,属于很强污染;元素Cd,属于强污染;As、Co、Cu、Cr、Ni、Pb、V、Mn 9种金属元素属于轻微污染.土壤重金属主要来自湛江港船舶行驶燃料油燃烧产生的废气、船舶涂料掉落、城市居民和工业企业排放的污水、附近海滨公园及其码头人类活动带来的污染等.     

探析《变形计》所折射的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方法

青少年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一直被视为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随着社会环境的日渐复杂,青少年成长问题也日益引发人们关注。在这一大背景下,如何将有关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方法与电视节目进行有效的结合,成为许多综艺节目不断追求的目的。而在众多的尝试中,湖南卫视的《变形计》无疑是一个成功的典例。在变形的过程中,以景育人,以人教人,以事化人,成为《变形计》最大的特色,这样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借鉴。     

比例原则与刑法基本原则比较研究——以刑事立法为视角

比例原则作为限制国家公权力的重要原则,其主张国家权力的设置与执行应当具有正当的目的,在履行公权力之时,要尽可能减少对公民权利的限制.然而,作为限制国家权力的重要武器,其在刑事立法与司法过程中,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通过对比例原则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的比较,比例原则无论是立法还是在司法过程中,无论是整体上的公正还是在实现个案正义上都应当具有更为重要、更为全面的作用.     

战后日本刑法学的发展谱系及其课题

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定的强调保障国民主权的新宪法,成为构建其战后刑法学的原点。战后刑法学出现了主观主义退潮、基于后期旧派而吸纳某些新派主张的见解有力化、立足于前期旧派自由主义的思考方式强势化等动向,而马克思主义刑法学打破禁忌拥有一席之地,也成为战后日本刑法学中的一道风景。在犯罪论领域,团藤说和平野说的全面对抗成为战后数十年间的基本旋律,人格责任论和机能主义刑法观各领风骚。同时,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之争也替代新旧两派的学派之争而占据了主要战场。对新型犯罪的应对、对处罚的早期化和重罚化等立法现象的态度,都考验着刑法学者的立场和智慧。各理论之间从对立走向扬弃与融合,从纯粹的理论对抗转化为如何对于具体的立法现象或者司法实务予以说明,是当代日本刑法学的大势,也是学说史研究留给我们的启示。     

网络犯罪的刑法规制探究--对《刑法修正案（九）》中关于网络犯罪规定的思考

网络犯罪是打破常规的传统犯罪形态,随着时代异化经历从无到有过程的犯罪化产物。其以独立于现实空间之外的网络空间为载体,兼具独特的虚拟性和广泛传播性,使犯罪手段和形式愈加复杂化,极大地增加了防控的难度。当下,针对网络犯罪现象的常态化发展趋势,《刑法修正案(九)》中新增及修正了关于网络犯罪的内容规定,通过扩大犯罪主体与行为方式进一步维护网络公共安全和加强公民信息保护意识。刑法运用犯罪化的方式对网络犯罪加以规制,在实现预防效用上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规制与适用的衔接问题,仍需进行恰当的调整。     

小卫星项目的法律适用和发展趋势

具有高功能密度的小卫星项目蓬勃发展,大大增强了私营实体和非航天大国参与空间活动的能力,引发了规则修订的需求。国家应建立空间活动的分级、分类许可条件,放宽小卫星行业的准入要求,并根据小卫星项目的目的、成本、收益和风险来设定第三者责任保险要求,规范小卫星的登记实践。空间碎片减缓应作为小卫星项目许可条件之一,以切实履行国家的外空环境保护责任。应简化国际电信联盟卫星频率和轨道位置协调程序,建立适应小卫星轨道特性、运行寿命和业务类型的管理规则。     

试论信息法益的扩张与刑法回应

随着信息犯罪的发展,其法益的扩张需要被关注和认可。无论是信息秩序还是信息财产都需要从法益的角度重新被认可。需要立足于理论探讨,从刑法的角度对信息法益作出恰当的回应。     

房地产经纪人职业化胜任素质评价

针对房地产经纪人职业素质评价问题,构建了包括知识技能、社会能力、人格特质、成就动机4方面,26个指标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三角模糊数-TOPSIS法对房地产经纪人的职业化胜任素质进行评价,克服了评价指标值难于量化问题,评价结果为制定胜任素质提升对策提供参考。     

论刑法上的“明知”——兼评刑法修正案(九)第287条有关规定

在信息网络时代背景下,信息网络服务经营者提供的技术支持、帮助行为作为一种正当的中性业务行为,本身是法律所允许的。但是当其技术支持、帮助行为被滥用,制造了法律所不能容忍的风险时,就可能构成犯罪。信息网络服务经营者技术支持、帮助罪无疑对于规范网络环境秩序、促进互联网技术的良性循环发展意义重大,但是同时也增加了网络服务者的法律风险,对其经营模式的创新可能造成限制。应当建立有效的犯罪风险控制机制,保持刑法介入的正当性,实现有效的规范网络环境与互联网机制创新的均衡发展,完善现有的传统刑法理论体系,加强信息网络服务主体主观方面的明知认定研究。     

强奸罪与抢劫罪之客观行为的异同

强奸罪与抢劫罪条文表述都是为以暴力、胁迫和其他手段,但是从刑法体系与刑法解释学的角度来看,两者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抢劫罪的暴力包含了故意杀人的情形;抢劫罪的胁迫仅限于暴力胁迫以及当场实现。抢劫罪中对被害人压制反抗的程度是高于强奸罪中的暴力、胁迫和其他方法的。此外,强奸罪与抢劫罪两罪其他方法最大的区别在于抢劫罪中被害人不知反抗的状态,必须是由行为人的行为所引起的,而强奸罪中,被害人不知反抗的状态既可以是被害人本身存在的,也可以是行为人引起的。故从犯罪的客观行为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先前的抢劫行为对被害妇女形成的精神强制是可以评价为强奸罪的手段行为的。也即当抢劫罪已经既遂之后,行为人借由之前产生的手段行为使得被害人自身产生恐惧心理来强迫被害人进行性行为,这应当能认定为强奸罪的客观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