邳州市新城中学

正新城中学成立于2008年,其前身是一所私立学校。学校自创建以来,以严格管理赢得社会认可,过硬质量获得人民满意,鲜明特色实现持续发展为办学理念,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学校注重以文化育人,以精神立校,打造以行胜于言为核心的校园文化,塑造了统一和个性并存的校园新形象,逐步形成了诚信、责任、合作、创造的校风。新城中学着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大教师业务培训的力度和师德培训的密度,努力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培养教师的敬业精神。目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正打造特色,争当率先发展排头兵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是一所集教学、实践、培训、研发、创业和创新功能为一体的学校。经过多年的积累与发展,学校形成了办学多元化、管理科学化、设施现代化、校园园林化、办公网络化的现代职业学校新格局,走上了质量立校、科研强校、特色兴校的办学道路。学校办学理念以人为本、以质为重、特色发展、服务社会,围绕办人民满意的学校,争当职教排头兵的奋斗目标,以质量、品牌、特色三项工程为抓手,坚持走内涵发展、创职教品牌之路。     

最后投降的日本兵

近日,91岁的＂二战中最后投降的日本兵＂小野田宽郎去世。1944年12月,上司谷口义美命令23岁的小野田在菲律宾卢邦岛开展游击战。他说：＂我禁止你自杀、撤退或者投降。这个命令只有我才能取消。＂1945年2月,美军在卢邦岛登陆,大部分的日本士兵不是投降就是战死。小野田与3名同僚一起隐入丛林,继续顽固地进行游击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民事纠纷 可选择人民调解

案例:70多岁的李大妈是一名企业退休职工。10年前,老伴去世后,李大妈就和女儿一起居住。李大妈的女儿患有精神疾病,不但不能照顾李大妈,还需要李大妈的照顾。考虑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照顾自己和女儿越来越力不从心,2013年年初,李大妈卖掉自己的房屋,将10余万元房款交给自己的侄女保管,她和女儿一起住进了侄女家。时间一长,李大妈和侄女产生了矛盾。2014年6月,李大妈的女儿去世,李大妈从侄女家搬出来住进了当地一所养老院。她想向侄女要回自己     

试论司马迁的臣道观

司马迁深膺屈原为臣之德能,以屈原为其心中理想的人臣模式。该文以列传、世家中的论赞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两方面论述了司马迁的臣道观:一是臣道的基石———志洁;二是为臣之能———谋智。由此,来挖掘司马迁作为一个大写的人的广阔而深远的灵魂境界。     

禅宗无相忏悔的理论与实践

忏悔是佛教修行的一个重要法门,在佛教徒的修行生活中无处不在,但有意思的是,忏悔一词却被义净批评为对相关梵文概念的讹译。其实,佛经传译中土前中国尚无忏悔一词,翻译家们亦非不知梵文忏摩与阿钵底提舍那的含义,他们是为了表达方便而以音义合译的方式新创了忏悔一词。忏悔与戒律有关,由于戒律可以分为有相戒与无相戒两种,忏悔也可以分成有相忏悔与无相忏悔两种。禅宗传授的戒是无相戒,其修行的忏悔自然是无相忏悔。无相忏悔的理论依据是万法自性本空的思想,其实践内容包括知所犯错、观罪性空、除灭罪过、彻底放下、永不再犯和念念牧牛等环节。在佛教中,无相忏悔不但切实可行,而且是最彻底、最有效的改过方法。     

宋代专门编敕机构——详定编敕所述论

详定编敕所是宋代"以删立法令"为主的一个机构,设立于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历经了从详定编敕所到详定敕令所的演变.它由提举、同提举、详定官、删定官和一定数量的胥吏组成.通过对"宣敕"的删、润、编,进行编敕,并在立法建设上取得了重大成绩,在宋代立法链条上是散敕上升为一般法律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终端环节.     

身份、记忆与真实——《孤独及其所创造的》传记艺术解读

奥斯特在《孤独及其所创造的》中对传记文学的两种主要体裁——他传与自传进行了革新性的实验。在基于传记性事实进行传统的历史解释和精神分析解释之后,对其有效性提出质疑,进而独辟蹊径,以独特的艺术形式探索了记忆解释的传记新策略。他不再追求传记事实的逻辑铺陈和作品结构形式的完整性,摈弃一切文学转化手法,力求客观摹写原初的意识、思维与记忆,终于"发现"而不是"创造"出自我的真实身份。     

论抗战电影知识分子“被大众所化”的“原罪”意蕴

与戏剧、诗歌、小说等艺术样式的创作者所遭遇的情景不完全相同——在电影和电影知识分子＂被大众所化＂的语境中,蕴含着很深的原罪意识。电影在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的谱系中,其地位就显得十分尴尬——它不是民族文化艺术的＂亲子＂,最多只能算作一个外来的＂养子＂,而且是＂来路不正＂!只是因为,电影不仅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产物,而且从一开始就是商品经济＂唯利是图＂的产物,其原罪之深重可想而知。     

朱熹的“理”:“所以然”还是“所当然”——以李相显、唐君毅的观点为中心

民国时期出版的李相显《朱子哲学》对朱熹的所当然之则和所以然之故分别作了阐述,尤其强调在朱熹那里,所当然之则比所以然之故更为重要。同一时期唐君毅发表的《朱子理气关系论疏释》以及后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更是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并且认为,只有从当然之理入手才能说明朱熹的"理先气后"和仁之理以及生生之理。这些观点既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从逻辑的所以然之理入手诠释朱熹的"理",但又认为朱熹的"理"实际上混同于伦理的当然之理,也不同于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主要是所以然之理,因而减杀了其道德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李相显、唐君毅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对于今天深入研究朱熹的"理"以及所以然与所当然的关系,建构朱熹的哲学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