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RAROC的商业银行贷款定价模式研究

我国利率市场化已步入实质性阶段,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定价权进一步回归.同时,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形势和更加严格的监管环境,加强贷款定价管理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当前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本文首先分析了基于RAROC进行贷款定价的必要性,然后推导了RAROC贷款定价模型,分析了贷款定价的依据,介绍了RAROC定价模式的基本流程,最后指出强化经济资本管理是提升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定价能力的重要途径,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古典式市场化的终结——浙江省制度变迁的现状与对策

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市场化进程的分析,提出走出古典市场化,走向现代市场化的见解。现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征是均衡、法治,以及符合均衡法治要求下的持续活力。为此,要加快促进制度变迁．首先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整体联动,形成均衡协调的改革进程;其次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即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进一步形成民间与政府积极互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相互呼应的改革进程;第三是以制度建设为主,加快提升法治水平,形成以法治为基础的改革进程。     

市场化进程中的当代浙商

当前浙商研究中对浙商的群体特色及其界定缺乏严肃思考。本文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来考察当代浙商,揭示了当代以农民为主体的浙商群体与中国市场化进程的特殊关系。当代浙商群体是中国市场化进程中交易组织的创新者,实现了由传统的农民商人向专业化商人的转变,并以专业市场作为贸易和产业的联系纽带,为浙商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     

市民社会与中国社会福利体制的构建

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看,市民社会在中国总体上是缺位的.改革开放以来,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发育与中国社会福利体制改革近乎是同步进行的.在市民社会发育不足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有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从社会福利的责任主体看,社会化过度而国家化不足;二是从社会福利服务的发展看,社会化(市场化)不足而国家化过度.     

农民经济行为与环境问题研究

农民经济行为和生态环境问题密切相关.而历史上有关农民经济行为研究的多种理论,都忽视了生态环境因素.实际上,农民经济行为一方面受制度、收入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等因素形成的外部环境影响,另一方面又受来自心理需要上的影响.为此,对农民行为进行分析,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农民行为分析框架.该框架将生态需求引入到农民的行为目标中来,这对于改善生态环境问题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     

扩展化的市场结构视角：谈利率市场化

本文在回顾金融深化论与金融约束论的基础上对二者进行了比较研究。从不同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另一角度入手,分析了银行业实行适度垄断市场结构的必要性,肯定了金融约束论的合理性,认为政府能够在金融深化过程中发挥直接推动作用,提出了首先培育合理银行业市场结构然后再进行利率市场化的政策建议。     

大部门制:政府机构改革的新思路

国内大多数已有研究成果对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评价都是负面的,本文则认为这些改革基本取得了成功,但同时也还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在当前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实行大部门制是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必然趋势,并提出了推行大部门制的设想和转变政府职能以及决策、执行、监管三者适度分离等相关配套措施.     

我国实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开市场业务与存款准备金和再贴现政策一起,被誉为中央银行实施金融宏观调控的"三大法宝"."三大法宝"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用于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的一般性货币政策,现已成为发达国家中央银行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从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存款准备金工具作用比较剧烈,不宜经常采用;再贴现工具比较被动,只有商业银行要求贴现时才可发生作用;相比之下只有公开市场业务不但具有灵活有效、可操作性强、政策时滞短等优点,而且被认为是最普遍、最灵敏、最直接的货币政策工具.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实际操作都显示出极优的政策效果,尤其在美国它已是美联储执行货币政策的主要根据.从我国实际来看,1995年3月18日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章第二十二条规定,人民银行为执行货币政策,可以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和其他政策债券及外汇.这标志着公开市场业务已在法律上被确认为我国中央银行的一个新的货币政策工具.     

金融抑制: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

本文通过对民营企业融资现状的分析研究,认为民营企业贷款难、上市难、受所有制歧视等只是表象,真正制约我国民营企业融资的瓶颈是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问题.只有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融资结构和金融格局,才是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现状的标本兼治之道.     

中国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进程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粮食流通体制已经经历了数轮改革。１９７９－１９９３年是 粮食流通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推进期,１９９３年所实施的粮食价格与经营的全面放开是迄今为止 力度最大的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而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年则是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的调整期,１９９８ 年开始以“四分开一完善”和“三项政策一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粮食改革实际上是在国民经济 市场化程度已有很大提高的背景下,政府对粮食流通系统实行的严格管制。在２１世纪初的开 放经济条件下,需要建立规范化的粮食市场体系、多元化的粮食流通体系、专业化的农业保险 体系、高效率的粮食供求调控体系,从而形成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的良性循环机制,以促进粮 食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