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利玛窦现象"新解

"利玛窦现象"是晚明特有的学术救时现象.在万历帝怠政而又大权独揽、朝廷半瘫痪而又党派死拼的政治环境挤压、儒学危机及社会危机纠结背景下,徐光启等开明士大夫以实用为准则,由科学而宗教的救时取向及"易儒易佛"之大胆实践,虽为晚明时代产物,也是徐光启等士大夫未能真正读懂"晚明时代"的必然结果.     

利玛窦:因人成己

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由范礼安构思,并由利玛窦富有创造性地予以实践。延续至18世纪的后继者们把此种策略与利玛窦密切联系在一起,称之为"利玛窦规矩"。此前,"利玛窦规矩"常被视为个人独创的结果,而忽略了中国这一他者所施加的影响。笔者则试图证明,他者在"利玛窦规矩"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与利玛窦本人的活动同样重要,甚至可以说,正是他者塑造了利玛窦。没有他者,一切都无法想象。     

试论晚明时代的"利玛窦现象"

利玛窦现象是晚明时代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社会文化现象。士庶人等重其人、读其书,众多文献记其事,乃是这一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西学东渐的实质推进,利玛窦的个人魅力,晚明社会的和谐氛围,以及学风士习的猎奇搜异是这一现象形成、持续的根本原因。利玛窦现象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实质推进阶段的重要标志,从一个侧面昭示出晚明社会的文化本质。     

从“记忆之宫”看利玛窦的传教方法

借助史景迁的《利玛窦的记忆之宫》,我们得以闯入已经关闭了大门的记忆之宫,这是利玛窦不停游走与回归的所在。通过学汉语、易汉服、改编圣经故事、传授西方科学知识、赠送新奇礼物等方法,利玛窦源源不断的将天主的福音传到东方。     

也谈耶儒伦理思想之差异——以利玛窦、黄宗羲伦理思想为例

天主教和儒家伦理思想存在着巨大差异,首先是双方对人性之设定不同：儒家相信人性善,而天主教则认为人有兽性和神性二性。其次是对世俗伦理定位不同：天主教认为人不能全然为善,儒家则认为人能成为至善;天主教认为世俗世界是有限的、相对的,儒家则将世俗世界绝对化。再次是伦理观念之不同：天主教将爱天主置于道德之首,儒家则将孝悌作为第一道德法则;天主教轻传宗接代,儒家无后则为大不孝;天主教轻视肉身,提倡简葬,儒家重视肉身,提倡重葬;天主教遏制圣人的绝对权威,儒家则将圣人绝对化。     

英文版《紫禁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纠误

夏伯嘉《紫禁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是一本重要的新著,它被翻译为包括中文在内的多国文字。然而,此书远非完美,而是存在不少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这主要表现在为,罗明坚的汉语水平问题,利玛窦在南昌铁柱宫的遭遇,李贽在《与友人书》中对利玛窦的疑问,以及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珍藏的一份官方文书,等等。     

再论利玛窦的易服与范礼安的"文化适应政策"

耶稣会士利玛窦改换儒服被视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中极具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但事实上,利氏的形象改变并非只有一次,首次易服是其入华之初采用中国僧服,而12年后改穿儒服,亦是为融合于中国文人官僚而做的社交努力。有证据表明,利玛窦多次易服不仅是仿效日本同行的类似举动,其过程还受制于修会内部传教策略之争及复杂矛盾。形象改变的本质意义在于获得生存与发展的通行证和护身符,是范礼安 “文化适应政策”的具体表现。所谓“合儒、补儒”既非利玛窦的初衷,也是从未实现的文化神话。     

利玛窦离开肇庆原因再探析

利玛窦离开肇庆的原因比迄今为止的有关看法都要复杂得多,不仅利玛窦本人对此看法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变化的过程,刘继文决定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离开肇庆北上韶州绝非仅仅是为了占有他们的肇庆会院,而是既有刘继文等时任朝廷官员自保的考虑,也有传教士追求接近北京的深层需求。     

晚明基督论概貌

如何对中国人传扬基督论是晓明来华的耶稣会士面临的最困难的神学问题.柯毅霖的《晚明基督论》表明,他们采取了适应中国的方式,全面而正确地宣扬基督论:在利玛窦阶段,耶稣会士小心翼翼地宣扬福音,向基督徒传达了耶稣受难及其救赎的教义;在艾儒略阶段,他们除了全面介绍基督的种种奥秘外,还特别强调十字架上的耶稣及其救赎意义,并对当时中国人有关耶稣的许多疑问作了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