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前国际安全环境看我国安全利益的两大取向

进入21世纪,特别是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后,国际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因素呈扩张和上升趋势。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当前我国安全利益的基本取向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其一是建构防范立体威胁因素的“普遍安全观”;其二是谋求以周边地区为依托的区域安全。二者密切联系,缺一不可。     

劳动能力丧失损害赔偿的理论依据问题

劳动能力本质上属于健康权人格利益,不是独立的人格权。劳动能力的丧失是原来具有劳动能力的自然人受到他人的侵害后而致使身体残疾的结果。劳动能力丧失赔偿的所得丧失说、劳动能力丧失说、生活来源丧失说,都存在缺陷,应当予以重构。在确定我国丧失劳动能力损害赔偿制度的理论论据时,应当采用一种更为科学的理论,即以劳动能力为基础的收入丧失说。在实践中,则要以此为依据来确定劳动收入赔偿金、残疾用具费、生活上增加的必需支出、特殊医疗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内容。     

强化利益约束机制与规范转型期求利行为

在新旧体制转型期,由于法制不完善、对旧体制的改革不彻底等原因,导致了各种非规范的求利行为“乘隙而生”;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和非规范的求利行为,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利益失衡,其负面影响不可小视。为构建利益均衡的和谐社会,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必须强化利益约束机制,规范转型期求利行为。     

顾客价值的构建与提升

决胜市优势.应从功能利益、体验利益和关系利益三方面构筑顾客价值,并用分层处理的方式管理顾客价值,通过加强"接触要点"管理和优化企业流程来提升顾客价值.     

学术正义与学术共同体——读贺卫方《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

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周叶中教授和他的博士生合作的《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由于王天成先生率先披露其论文被抄袭、继之有网络热烈讨论和《中国青年报》深度报道，遂无可置疑地成为刚刚逝去的2005岁末最大的突发性学术事件——北大教授贺卫方称之为“周叶中教授事件”。     

抗战时期毛泽东、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之比较——兼论二者对战后中国政局的影响

抗战时期，毛泽东坚持将国际主义与民族利益有机结合，坚持将民族主义与民主政治相结合。而蒋介石则推行集法西斯主义的专制性、保守主义的守旧性和爱国主义的进步性于一身的民族主义。民族独立是两种民族主义的共性，也是两党合作的基础。毛泽东、蒋介石民族主义的不同特点却分别对战后中国政局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蒋介石虽然利用了民族主义为政府提供合法性基础的作用，却忽略或回避了对民众利益的关注。在民族敌人消退后，蒋介石民族主义剥夺民众自由、权利的一面与已经启动的民族独立、民主的历史进程背道而驰，从而遭到大众背弃。而中国共产党则充分发挥了民族主义对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促进功能，成功地将众阶层纳入了统一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为日后政权的确立准备了深厚的民众基础。     

进津费：昭示了什么又缺失了什么？

政府同样是一个利益主体，同样有获得利益的动机。而且，由于掌握公共权力，政府如果不依法行政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利益，其危害性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更大。     

法治、司法改革与法律共同体

法治是法律之治,法律之治是以司法活动为中心而展开的,没有完善的司法就没有良好的法治。司法活动的主体实际上是法律共同体,司法改革成功与否,关键看是否能够建构中国的法律共同体并使之成为司法的决定性力量。中国的国情决定法律共同体建构的中坚力量是法学家,司法改革应使法学家阶层成为法治的中心。司法改革为法律共同体的建立提供了契机。     

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路径探析

公司治理结构在当代的发展趋势之一是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公司治理。我国公司股权集中、内部人控制严重、外部监督机制失灵的治理现状,决定了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路径应是构建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公司治理结构,即将非股东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引入公司治理,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控制与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