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合法性探讨

劳动教养制度在中国社会曾经发挥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由于涉及到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四年之久,又不经过严格的侦察、起诉和审判等司法程序,与国家宪法和相关法律及国际人权公约的精神相冲突,因此显露出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依法修改与完善极其必要,应当将劳动教养制度依法规范,使其与我国宪法和法律及国际公约相协调一致。     

劳动教养废止后的新进路--违法行为矫治化

劳动教养制度是中国式社会治理的产物,问世以来对维护我国社会治安、保障百姓安居乐业发挥了一定作用。同时,劳动教养制度面临着合理性、合法性和规范性生存困境,其中权力制衡式微、日常管理混乱和救济途径不畅等运行规范性困境尤为严重。在依法治国和尊重人权的法治语境下,十八届三中全会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决定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加快违法行为矫治化改革。为了遵循权力制衡和程序正当的法律原则,违法行为矫治化必须实现控审执分离,创新执行管理模式,完善监督救济渠道。     

劳教改革背景下积极的一般预防之倡导

劳教改革是我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我们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内对其进行解读。劳教改革使我们意识到:制度的意义不仅在于执行时的价值,一种动态的制度生发与终止的轨迹反而能反映出更加宏大、更加深刻和更加令人惊叹的时代图景。劳教改革的法治化走向无意于震慑潜在的犯罪人,而是意在推出更加理性、精巧的社会控制。劳教改革的酝酿过程和最终停用能使国民加深对中国法治进程的理解,型塑国民的规范意识、唤醒和强化国民对法治的信赖与忠诚,从而使国家可以更加顺畅地实现对社会秩序的维护。     

当年我为跨国恋而入狱

1981年11月。24岁的李爽由于和她的未婚夫、法国外交官员白天祥在北京外交公寓同居,而被以有损国家尊严等罪名逮捕。并被判处劳动教养两年。白天祥于1975年来到北京。在李爽被捕之后他被驱逐出中国。李爽在监狱关了两年。白天祥回法国后不停地四处奔走,要求法国政府出面营救李爽。1983年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在与邓小平的会晤中提出此事。在会谈之后,李爽很快被释放并被允许去巴黎。1983年李爽奔赴法国,次年她与白天祥结婚,婚后育有两子。他们波折而感人的爱情故事被法国电视台报道并刊登在《纽约时报》上。李爽在其所著《爽》一书中,回忆了当年的这段往事。     

劳教两年太重了!？

2012年2月19日，一位刘姓人士网上发布“非典”的虚假信息而被劳教两年。之所以这么快，很重要的原因是劳动教养不必经过司法程序，估计是保定当地的领导或者公安部门的人士也跟我们一样很生气，很生气之后就怏速做了这样一个决定。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陈碧表示，对谣言不加管制是危险的，但对谣言的过度打击，却是更加危险的。     

劳教人员行为与认知的双重疗法

严某,男,1970年8月出生,初中文化,未婚。1990年起因盗窃曾7次被判处有期徒刑或劳动教养,在近二十年里,有15年是在狱中度过。最近一次是2008年10月因盗窃被判处劳动教养1年6个月,2010年4月28日被解除劳动教养而释放回家。     

分配与制约:劳动教养权力的法理思考

劳动教养制度是一种能够剥夺人身自由的制度,而且是可以不经过法院的审判就令人丧失自由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的突出特征是劳动教养权力的过分集中,主要表现在立法权被滥用、行政权过分扩张、司法权被挤占、监督权软弱.解决这一问题的现实思路是改变权力独占的格局,将权力重新分配,形成制约关系.     

论我国非刑事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限制与保障

行政拘留、劳动教养、收容教育、收容教养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或强制措施主要是由公安机关作出的,其性质属于行政行为。由行政机关通过行政行为限制人身自由的立法政策已经成为我国特色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这一制度在特定的时期内对维护社会秩序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随着法治国家建设步伐的加快,由行政机关限制人身自由的立法政策与近现代以来的宪法原则明显抵牾,阻碍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近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这对于落实我国宪法原则、促进人权保障事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与之相适应,其它由行政机关限制人身自由的立法也应适时地改革和调整。     

试论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及其改革

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经历了50年的发展历程,该制度对于维护社会稳定、预防和减少犯罪、教育和挽救违法者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随着我国建设法治国家进程的加快,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依据与上位法相冲突,该制度在决定程序上也存在问题。文章旨在明确该制度的性质、适用范围,并提出了对该制度进行改革的几点建议。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中两份文件法律形式的界定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是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中法律地位最高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这两份法律文件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属于何种法律形式,处于何种地位,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否符合《行政处罚法》的精神。立足于《宪法》所规定的法律渊源及其制定机关,从《宪法》赋予的立法权着手,指出我国历次《宪法》都没有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批准国务院的决定、命令,从而得出结论：《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补充规定》只能是行政法规,而不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不符合我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