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与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之构建

刑法必然体现一定社会之核心价值理念,同时又对培育和维护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理念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价值是指能够满足社会、集体、个人某种需要的积极意义。社会核心价值理念即一定社会的人们普遍追求和遵循的,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体系和道德境界。研究刑法与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之构建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积极意义。     

轻罪刑事政策的理论溯源

轻罪刑事政策以较和缓的手段处置轻罪犯罪人,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轻罪刑事政策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具体包括刑法谦抑思想、刑法经济思想、刑法人道思想和刑法教育思想.轻罪刑事政策在我国的法律实现体现在立法、司法和执行等环节,表现为多种法律制度,坚实的理论根基为轻罪刑事政策的贯彻奠定了前提.     

我国刑事责任立法研究

刑事责任问题一直是我国刑法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刑事责任是由于实施犯罪行为而产生,由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追究的,由犯罪人依法承担的接受刑法规定的处罚的法律责任.我国刑法中规定“刑事责任”是完全必要的,在许多地方是其他概念不可替代的.我国刑法关于刑事责任的规定,除了少数地方不需要修改外,大部分规定存在问题,如刑事责任的概念界定不清,需要不同程度的修改和完善.     

论犯罪的实质界域——以刑法不得已原则解读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轻微违法、一般违法和严重违法等不法层级,它由量变到质变,随着危害程度的加深直至被社会主流价值否定评价为犯罪行为。在整个法律体系的设定过程中,刑事犯罪与一般违法的界限,应该以行为的性质而不是程度进行划分。刑法不得已原则为构成犯罪的行为在实质界域提供了价值依托。     

区际产业转移的空间经济学反思

基于空间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本研究对近年来我国产业转移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反思。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关于一国内区际产业转移本质的研究还较少。为此,要着眼于我国区际产业专业转移的特征,凝练出适合于我国区际产业转移的空间经济学模型。从实践方面提炼出的特征有:在承接产业的定位方面,要把国家关于西部的定位与当地特色优势产业相结合,进行产业定位要与产业的前瞻性发展相结合;在产业转移机制方面,要逐步扭转当前产业转移过程中呈现出的"产业政策激励为主,市场手段为辅"的承接方式;在产业转移政策方面,要倚重西部的产业转移特征,改进相关政策。     

中韩法人犯罪中双罚制的比较研究

我国和韩国的刑法在法人犯罪的处罚上都采用双罚制,即既处罚法人组织体(处以罚金刑)又处罚法人的直接责任人员(处以自由刑或罚金刑).双罚制虽然在两国的法律中反映出一些明显的共同特征,但是由于两国刑法对法人犯罪的承认度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双罚制在责任依据、结构模式、处罚内容方面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在韩国,“两罚规定”中对直接责任人员一律处以与自然人犯罪相同的自由刑和罚金刑,而且“两罚规定”对法人组织体和直接责任人员规定判处的罚金刑都是限额罚金刑,尤其是在食品卫生法、建筑法等重要的经济法领域对法人组织体判处独立且高于直接责任人员的罚金,以此来提高对处罚法人犯罪的综合效果,进而达到预防与遏制法人犯罪的目的.因而韩国双罚制的具体内容对我国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从猥亵罪的修改看男女性平等权的实现

倍受关注的《刑法修正案九》在2015年获得通过,其中做出的许多修改昭示出我国立法取向的变革与现实的发展情况。从性法学的角度看,修正案最大的亮点无疑在于将男性纳入了猥亵罪的保护范围,这也意味着在不远的将来我国关于性犯罪的立法取向不再片面着重保护女性性权利,而是不论性别予以平等保护。通过对这一立法现象的分析,不难看出我国立法逐步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这一修改对于性平等权的实现也具有重要意义。     

身份犯与其相关概念比较研究

身份犯是一类犯罪,并非指一类犯罪人.在对传统身份犯的概念进行评析后提出,作为一类犯罪的身份犯,是指法律规定的以实施犯罪的行为者在行为时所具有的刑法身份为定罪要件或法定量刑情节的犯罪.身份犯具有类罪特征、主体特征和法律特征三个基本特征.根据身份犯的概念和特征,将身份犯与职务犯罪、经济犯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和军职罪进行了比较研究.     

中国现阶段经济制度变迁区际差异实证分析

依据制度变迁理论和我国历年来工业统计资料,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经济制度变迁的程度及各地区、各区域制度变迁的差异程度进行比较分析,作者认为使用市场化指标体系存在局限性,提出使用"自由度"作为分析制度变迁地区差异的基础。运用工业领域非国有化率来近似反映全国、各地区和三大区域经济自由化制度供给的程度,并据此得出一些相关结论。     

机关不法行为犯罪化之否定——以刑法谦抑性为视角

机关不法行为是客观存在的,虽然部分不法行为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但将其犯罪化与刑法谦抑性不符。司法实践中认定这机关犯罪的案件极少发生,即使宣布机关有罪,司法效果也是弊大于利。因此,笔者建议将刑法第30条“机关”一词除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