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的消费函数:基于非稳定面板数据的分析

运用面板单位根与面板协整方法研究长江流域的消费函数。基于10省(市)1981-2003年的宏观消费与收入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消费与收入存在显著的面板协整关系,边际消费倾向也非常稳定,稳定在0.7-0.85之间。为此,应采取鼓励消费的政策,从而促进经济长期增长。     

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在构建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31个省份2006—2019年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并利用面板数据SDM模型对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文化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整体不高,省际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差距小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总体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格局,但东北地区近年来发展缓慢,已被西部地区所超越;（2）人口数量和城镇化率均能显著推动区域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区域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间接效应,但直接效应不显著;（3）人均GDP的增加对本地文化旅游产业融合起到的拉动作用不明显,公路密度和固定资产投资额无法促进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提高。     

17世纪汉藏艺术在拉达克的传播与发展——以协寺壁画为中心

位于克什米尔东南部的拉达克,是亚洲多文明交汇的重要路口,自吐蕃时期即与藏族社会形成紧密联系,并逐步成为西藏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世纪末,西方学者便开始全面调研拉达克的人文历史及物质遗存,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国外学人对此地文物艺术的研究,倾向于构建其与印度、中亚的文化联系,却对于历史上拉达克与卫藏、康区及汉地中原密切关联的大量艺术遗存,颇为忽视。中国学者因受制于地缘及政治因素,并未对拉达克的物质遗存展开过实质性的调查与研究。作者基于对拉达克的实地调查所得,聚焦尚未刊布研究的拉达克协(?)王宫之竹巴噶举寺院内的17世纪壁画遗珍,以相关文献史料为基础,通过与同期卫藏相关佛寺壁画的比对,试图探索汉藏艺术在喜马拉雅山西部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影响中国电力需求因素的实证分析

宏观经济形势、居民生活水平、电价及经济结构变化是中国电力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在以上因素的基础上再加上工业内部结构变化因素,运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建立长、短期电力需求函数,并进一步应用建立的计算模型分析中国目前的电力需求形势。当前要建立早期电力预警系统,采用分时电价,转变经济、电力增长方式是缓解电力供应紧张的有效措施。     

三明市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HEGY季节单整检验和EG协整检验

通过对三明市金融与经济的发展作描述性分析,利用HEGY季节单整检验和EG协整检验对2003年第一季度至2015年第四季度三明市的季度实际GDP(代表经济的变量)以及季度存贷款余额(代表金融的变量)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三明市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季节性而金融发展却没有,金融与经济存在长期协同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使三明市金融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的建议:拓展多元化融资方式、扩大金融支持小微企业的参与面、积极推进银保合作等。     

系统风险联动分析:以股市和银行间债市为例

金融子市场间系统风险的联动是决定目前监管政策趋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以中国银行间债市面向非金融机构开放为例,基于我国金融市场分业监管的现状,对两个股市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之间的波动联动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基于分析结果对金融子市场之间的资金流动现状做出分析和判断。     

存货投资、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波动

本文根据协整理论,利用中国1978-2002年的年度经济数据对中国存货投资、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短期内,作为短期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衡量指标存货投资并未引起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而是经济的波动导致了存货的同方向波动.通货膨胀的波动虽然对存货的波动也有一定的影响,但相比经济波动对它的影响,就微乎其微了.存货波动更多的表现为经济波动的显示器.     

城镇化进程与第三产业发展相互关系实证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通过运用协整理论、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法,考察了成都1985-2008年城镇化率与第三产业发展之间的长期动态影响特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率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整个社会从业人员比重互为双向因果关系,其相互促进;在短期内,随着第三产业增长速度促进城镇化率进程的发展。从方差分解结果可以得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整个社会从业人员比重对城镇化率的贡献度相对比较大。     

城镇化水平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协整模型

本文利用协整理论对1990-2007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中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化水平之间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效应;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化水平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在采用城镇化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选择上,应采取长期政策而非短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