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择偶偏好的变迁及其社会成因

择偶观念是人类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的择偶观念具体体现为择偶偏好.笔者在系统介绍西方择偶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考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择偶偏好的变迁,在与西方研究进行系统比较的同时,着重分析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单位制解体对择偶偏好、择偶观念所产生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并对中国人择偶偏好的发展趋势作出了预测.     

单位制基础的消解

在中国进入复杂多变的社会转型时期,单位制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建国初,由于政治上的高度集权、经济的上的高度集中及传统文化下所形成的中国人的依附性格的影响,使得中国共产党最终选择单位制作为其实现其政治、经济统治的政策。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的社会职能不断地向外释放,人们开始习惯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现代人的自主意识和独立性在不断地加强,依附性人格逐渐地消失。由此,单位制存在的社会基础正在消解。     

"强单位"社区转型问题研究

从属于石油化工、稀有矿产等大型国有垄断企业的“强单位”社区的顺利转型有助于企业减轻负担,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换,培育公民社会和促进基层民主建设。但由于单位制的长期作用和影响,使企业在向社区转移社会保障和调控职能的转型过程中面临行政监管束缚、社区资源瓶颈、社区自我发展能力欠缺等困境。因此,应走渐进式转型道路,通过地方政府和管辖企业的国家部委共同主导,引进多元经济力量和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建立有效的利益博弈平台,以推动“强单位”社区顺利转型。     

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单位制社区的出路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着中国走向市场化的进程,传统的单位体制开始趋于消解和变异,单位制社区面临转型,“还经济于市场,还社会于社区”,在“权力下移”的总体背景下,由于其自身特点,单位制社区建设逐渐为人所关注。     

"单位制"变革与城市社会成员的贫富分化

"单位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社会普遍实行的一种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在完全的单位体制下,城市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受到了国家的严格控制,整体呈现出一种平均主义的特征.随着改革的深入,一方面,单位组织在分配国家资源方面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单位组织的利益型特征逐渐突出.单位组织自身的状况(内生性因素)以及其与社会的联系(外生性因素)成为影响城市社会成员贫富分化的重要因素.在单位制变革的过程中应当控制过高的贫富差距,体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     

浅析国有煤矿的单位制选择

作为一种制度,单位制在当今社会仍然起着某种作用。本文以特殊的企业——国有煤矿为例,在单位制理论的基础上,就两个方面对国有煤矿的单位制进行研究:国有煤矿继续选择单位制的原因;国有煤矿选择单位制的必然结果——结构性依附。     

社区业主委员会的发展与城市社区自治

本文分析了基于我国房屋产权制度的变更而出现的城市社区业主委员会在社区的日常管理中与社区管理的另外两股主要力量———物业公司和居委会的利益博弈关系,进而分析论证了业主委员会对于我国城市基层社区自治的重要意义及其在现实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     

“稳定”的心理建构：乡村中老年教师集体身份认同与流动趋向的历史叙事

本研究以内蒙古东部的一所原国营农场小学作为个案，深入探析了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民族地区乡村中老年教师的流动趋向、特点及其原因，结合历史变迁和地区发展的视角“理解”其在多重情境中的人生抉择。研究发现，在管理体制改革、单位制变迁、教育管理体制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国营农场的中老年教师基于体制性身份、合法性身份、专业性身份的交叉建构，历时性地衍生出包含生存保障性认同、情感认同与依恋、专业效能感与自我认同三元要素的集体身份认同。该身份认同是单位成员基于紧密的社会共同体，因集体利益、集体意识、集体情感联结汇合而成的价值倾向与情感归属。最终，三元集体认同合力推进了中老年教师群体以“稳定”为内核的心理建构，解析了少有人关注的乡村中老年教师留守现象。在城镇化持续推进的当下，本研究对于促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改革初期单位制企业破产过程与机制研究——一个产权社会学的分析框架

本文关注在市场机制和法律体系不健全、企业产权模糊的改革初期，单位制企业破产的具体过程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最初的企业破产是国家因负担过重，借助市场竞争话语“甩包袱”的结果，是有选择的市场化；当时市场既是一套公平竞争的法则理念，也是国家规避风险、推进改革的手段；破产后，“工人是企业主人”的主人翁话语是工人强调身份产权的依凭。转型中的政企关系、职企关系及其动态演化过程形塑了企业产权界定的独特逻辑。     

中国国有企业产权话语的嬗变：一种产权社会学的分析

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集体化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人是企业的主人”是贯穿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产权话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化的新劳动伦理将工人的生产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结合起来，强调工人是公营企业的一份子，工人是为了自己和解放劳苦大众而劳动。改革开放前的集体化时代，“工人国家”的体制定位、职工“以厂为家”的生产生活实践以及“工人老大哥”的政治地位强化了以工人主人翁意识为基础的产权认知。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产权变革主要历经了放权让利、抓大放小、主辅分离、股权多元等多个阶段，与企业所有权置换并行的是企业职工的身份置换，国企职工重申“工人是企业的主人”的产权话语意在依凭身份追溯就业权和福利权。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产权实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表达相契合，产权话语的嬗变是透视国企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变的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