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对于化解生态危机的价值

资本逻辑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之所在。马克思将生态环境问题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联系起来进行思考,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实质上是从生态危机形成的根源问题上进行追溯和批判,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之所在正是资本逻辑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然。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增殖原则、效用原则和生产原则进行剖析、批判,蕴含着重要的生态危机化解旨趣,对于克服和化解世界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恶化、避免中国现代化重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发展经济而破坏环境的覆辙,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基于韩国流行舞蹈的逻辑考察与现实省思

舞蹈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承载着人类情感,属于文化意识形态范畴。韩国流行舞蹈以其独特的表达效果和剧场效应,极易使受众获得情绪释放与幻想满足,并借助社会思潮与网络平台迅速走红世界,显示出韩国强劲的文化输出力。韩国流行舞蹈作为韩流的最新表现样态在青年人群中尤为火热,面对这种文化消费现象,需要对韩国流行舞蹈的形成条件、发展逻辑、演变形态及影响力作用方式进行分析,并对其文化产品及文化现象进行现实性省思。对于韩国流行舞蹈的火爆,需要做出明确的价值规范与引导,利用好网络平台虚拟性,营造积极健康的释放青年人活力的空间和舞台。     

技术赋能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逻辑与运行机制——基于关中H村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证考察

乡村数字治理是技术赋能下乡村数字化转型的产物,不仅解构了传统乡村治理结构的单向性,还消解了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的局限性,有利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基于关中H村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证考察认为：技术增信的价值共识、技术赋权的主体共建、技术赋能的行动共治和技术互惠的成果共享形塑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逻辑;应以“治理效能”提升为导向,从主体共建、动力激活、资源整合、共生平衡和规则约束等方面探究乡村数字治理的运行机制,以期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     

大众文化的市场逻辑——后革命氛围中的中产趣味与消费想像

20世纪末,中国社会走进崭新的“后革命”时代,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和彻底开放的社会调整格局。在这种时代背景中,孕育已久的中国大众文化在国家体制默许及市场逻辑笼罩下迅速崛起,取代了传统精英文化的支配地位和美学趣味,并由高科技与现代传媒的强力支持而独霸了最大的市场份额,直接影响着最广大的城镇市民。大众文化的勃兴是文化受到长期禁锢之后重获解放的结果,是对大一统的文化格局的颠覆,代表了经济和技术上的历史潮流;同时,遵循“市场逻辑”、依靠数码技术的大众文化又带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加剧了急功近利的社会价值取向和精神压力,消解了人文价值的传统影响。     

中国神话“元叙事”的“元背景”与中华文化“元基因”

神话作为一种原始文化的“元叙事”现象,对人类文化基因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基础性和导向性意义,研究中国神话“元叙事”与中华历史“元背景”和文化“元基因”的关系,对于破解中华文化“元基因”的“元编码”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梳理中国古籍中创世神话、灾难神话、发明神话和社会神话等几组神话主题的“元叙事”,探讨中国神话与中华文明形成历史“元背景”的关联,深挖神话元叙事中蕴含的中华文化“元基因”,发现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勇于创新”“崇德向善”的“元基因”来自神话。神话积淀着人类早期的文化信息,是人类文明的源头活水,它为我们揭示世界的起源,洞悉生命的奥秘,以及探讨文化的真谛提供了最原初最宝贵的文化记忆。     

多元理论视角下影视类型概念的再思考

“影视类型”可追溯到文学理论中用于分析通俗小说的“类型”概念,与“文类”和“文体”等概念有所区别,是涵盖更广的叙事传统的一部分。起源于商业活动,“影视类型”是将大规模观众的叙事期待满足与影视产品的分类特征相联系的一套惯例系统,在一定范围内反复使用的“文本图示”转化为稳定有效的盈利模式。通过考察一些典型的类型电影和剧集可发现,类型生成机制形成了“边界清晰的类型”“类型元素”“泛类型”“亚类型”等细分概念,从而成为大众文化场域的共识性约定,以及集体性文化生产的规范系统。“影视类型”概念蕴含着从结构主义到观众心理学的深厚理论内涵,“类型”既是符码指涉系统、心理认知图式,也是原型神话展现与欲望表达。“影视类型”是一种对影视文本进行深度阐释的理论范式,但首先是与影视生产经营紧密结合,支撑和指引商业运转的实用型理论。更加深入地理解类型理论的多重内涵,对我国影视产业的高质量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哀伤辅导视角下儿童丧亲主题绘本的疗愈效用——基于对9本绘本的叙事分析

为探究儿童丧亲主题绘本的疗愈效用,以哀伤辅导理论为指导框架对《小伤疤》等9本丧亲主题绘本进行叙事分析。研究发现,丧亲主题绘本多数都构建了完整的哀伤历程,分为5个阶段：“故事开端：叙述过去映射正向情感联结;第一次转折：以委婉言语表达死亡事实;情绪高潮：主人公强烈宣泄负面情绪;第二次转折：寻求超越死亡的生命意义;故事结尾：与过去挥手告别开启新生活。”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可以优化。例如,绘本创作要直面亲人死亡的生物性事实,建构亲人“永生”的现实意义,结合中国本土文化进行创新。作为家长及教育工作者,要关注丧亲儿童的心理健康,灵活运用绘本对儿童进行死亡教育,帮助丧亲儿童走出哀伤。     

从“共同治理”到“治理共同体”：基层社会治理实践逻辑转换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话语创新,也是对社会治理目标的更高追求。社会治理提出以来,基层探索了丰富的“共同治理”实践模式,但是面临严重依赖党政推力、合作共治浅层悬浮、制度认同度低又难执行等新困境。“治理共同体”意指多元治理主体以共同体成员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共同体纽带激活内在动力、以共同体关系优化治理结构、以共同体规范完善治理制度。从共同体“纽带—关系—规范”审视治理“动力—结构—制度”,能够更加清晰地审视“共同治理”的问题症结,为破解困境指明方向。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亟待从简单“共同治理”走向“治理共同体”,包括在治理动力上从应激响应到日常韧性、从行政末梢到动员起点、从个体性到公共性;在治理结构上,从差异性到互补性、从表面到嵌入、从偏利共生到互利共生;在治理制度上,从行政场景到生活场景、从封闭到开放、从纸面到实效。     

我国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历史变迁与演进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民事诉讼调解政策对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建构目标与运行方向具有决定性的指引作用,深度认知我国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历史变迁与演进逻辑是民事诉讼调解研究的重要论题。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经历了“调解为主”“着重调解”“自愿合法调解”“调判结合”“调解优先,调判结合”“调判结合”六个历史时期。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演进深受民事司法制度与社会整合机制构成的制度结构的影响,民事司法制度改革调整了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适用空间,社会整合机制转型改变了民事诉讼调解解纷资源配置方式。同时,受政策调整成本、学习效应、协同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的影响,民事诉讼调解政策演进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此外,社会矛盾纠纷状况变化带来的外部环境压力变化、党和法院不同时期工作目标的转换以及司法理念更替构成了民事诉讼调解政策演进的动力机制。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生成逻辑、精髓要义与时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奋斗,取得了一大批辉煌的历史成就,形成了一系列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解决近代以来两大社会矛盾与实现两大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自我革命和伟大社会革命分别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生成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蕴含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坚守理想的政治信仰、实事求是的使命担当、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人民至上的宗旨意识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形成发展的共同特质和精髓要义。在新的伟大征程中,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谱系对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塑造中国共产党大党形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