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革命时代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类型

在后革命时代的历史语境中,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史诗、反思、传奇、谍战等不同叙事类型,创作呈现出注重人物心理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注重展现革命历史的复杂性偶然性、拓展革命历史叙事的多元化个性化。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存在着某些缺憾:文体上多了影视剧的色彩,少了小说的意味;情节上关注通俗化的表达,少了经典化的叙述;整体上注重日常化的表述,缺少精神境界的超越。     

叙事伦理文本批评的方法与途径

现代性兴起引发伦理概念的延异,为叙事走向伦理奠定了知识的合法性。叙事伦理是回应文学艺术伦理的叙事表达,将叙事分析与价值判断结合,而生成的一种阐释文本的批评方法。自20世纪80年代叙事伦理概念在汉语批评界出现以来,历经文学批评的实践,这一概念已具备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形成了外部伦理介入与内部伦理的发掘两种批评的途径,从方法论的角度可以大致梳理出这一概念的现代性知识内涵。     

近三十年来大陆地区《国语》文学性研究

作为先秦语体史书的典范,《国语》在中国散文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新时期三十年来,《国语》文学性研究在平静的态势中正在日趋深入。其叙事艺术的研究由对某些篇章的肯定到对整体叙事本质的确认,人物塑造艺术的研究从塑造方式、形象内涵到原型意义的逐步深化,语言艺术的研究也渐趋深入,这些都昭示着《国语》文学性研究水平的提升和对其文学价值的进一步体认。     

探寻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四重证据法与人文创新

文章提出改造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大传统和小传统(Great tradition andlittle tradition)概念,按照符号学分类指标重审中国文化传统,把汉字编码的书面传统作为小传统,把前文字时代以来的神话思维视为大传统。提示生活在文字编码小传统中的当代人,如何利用现代新知识所提供的多重证据,如先于汉字出现的玉器符号,超越文字符号的遮蔽和局限,洞悉大传统的奥妙。新兴的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倡导实地考察的田野作业,打开突破小传统拘限的知识新格局。九百万平方公里的山河大地可当做大书来解读。从司马迁写《五帝本纪》的经验可知,对于读万卷书的知识人,行万里路的民间调研功夫,是摆脱小传统书本主义限制,洞悉大传统的关键。从方法论上归纳,可将新出土的文字作为二重证据,将文献之外的田野调查的口传活态文化传承作为三重证据,将出土的实物和图像等非文字符号视为四重证据。以四重证据法重新探寻文化大传统,获得超越前代的人文创新方法和认识境界。     

叙事治疗在团体工作中的运用与思考

叙事治疗是基于社会建构论发展起来的心理治疗和社会工作的新模式.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这一方法开始应用于团体情境.文章先回顾了叙事治疗的历史、理论基础和治疗技术,接着讨论了叙事治疗在团体工作中运用的优势之处、效果及应注意的问题.研究认为,叙事治疗非常契合当前的社会特点和人们的内心需求,而在团体工作中运用叙事治疗在很多情境中能取得更好的效果,而且团体情景中运用叙事治疗也符合中国群体丈化的特点.     

戴维·洛奇作品中的后现代主义叙事模式

戴维·洛奇作品中借助了后现代主义的叙事策略和叙事语言,使得其作品生动多样,独树一帜。     

《呐喊》的叙事视角类型及其话语表达模式的翻译

《呐喊》小说集是鲁迅问鼎文坛的一部力作,也是中国现代小说创立的基石和成熟的标志。以往对鲁迅作品的研究偏重于对其思想性、革命性和社会性的分析,对其艺术形式的探讨、特别是对其小说中多种叙事视角的应用及转换的研究重视不够。从叙事学的角度切入,主要分析鲁迅小说集《呐喊》中叙事视角的三种类型及其转换,以展现其对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深远影响。简要分析不同叙事视角的选择对小说话语表达模式的影响,并通过对比分析汉英两种语言在话语表达模式上的异同,结合《呐喊》原文本与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的《呐喊》译本,探索各种言语表达模式的翻译策略,以期对小说叙事中不同表达模式的翻译有所启示。     

叙事性景观设计的修辞策略——从文学叙事到景观叙事的空间转向

从文学叙事的角度研究景观设计,可以借用隐喻在特定场所设计中使作品脱离形下之＂器＂并表达其形上之＂道＂,借用省略在空间设计中促使事件与意义的生成并延伸其空间感染力,借用反复在景观塑造中引导层次组织的结构关系并强化效果体验,借用婉转在空间景观设计中烘托景区联系与景观层次,从而给人以婉转曲折的审美体验。将修辞学的相关概念与手法引入景观设计,可增强叙事性景观的表现力与感染力,让人们更加关注城市景观的人文空间价值,使环境体验者在参与中建立属于自己的场所记忆与场所认同。     

关于《春秋》叙事的几个问题

不能据《春秋》中的仍旧之文来否定孔子在《春秋》叙事笔法上的贡献,与《竹书纪年》比照,就会发现孔子以义而制异文的叙事特点。周朝礼乐教化所促成的取法于《诗》而微言的风气,至春秋末未减,故孔子修订《春秋》有取于《诗》。史与诗、戏曲为体则异,但中国古代叙事诗和戏曲也有使用《春秋》叙事笔法者。虽然中国古代叙事源起于史官,但《春秋》叙事实出于对安身立命之儒家伦理的维护,儒家伦理在中国古代没有淡出,《春秋》叙事自然也不会从诸叙事文体中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