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至中世纪日本人中华观念的演变

古代日本人对中国和朝鲜两国都抱有好感,而随着其国力的增强,独立自尊意识也随之加强,谋求本国对中国的对等地位,对朝鲜等周边小国则视为藩国,其对印度的态度则因为其为佛教源头的原因而持景仰之心。进入中世纪以后,中日之间发生了元朝入侵日本的战争,因而恶化了两国关系,但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一直很频繁。日本经济在元代开始形成其独立的经济体系。     

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关系——以热贡唐卡为例

本文论述了热贡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热贡唐卡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关系,分析了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资源价值,从地理标志产品的角度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产品开发和利用的建议。     

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体系的特征及成因说辨析——兼申论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人本思想的关系

中国古代建筑以其独特的木构架承重方式,区别于砖石承重结构的世界其他体系的古代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独树一帜.中国这种特殊建筑体系的形成可能有多种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影响下的宫室本位思想,即中国建筑以人居宫室为本位,以居住生活的舒适方便、自然和谐为首要选择,着眼于现世的荣华富贵,并不注重和追求对居住生活者自身来说虚不可见的永世长存的形式.中国木结构建筑轻灵、宽松、敞快、活泼的格调与中国人现实的生活态度正相适应.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法保护应三思而后定

新形势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甚为必要且相当重要,但是如何予以保护需要更为全面、深入的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法保护应三思而后定,即问其现实必要性、思其理论可行性、虑其制度科学性,然后再审慎决策.     

中国古代文化的生存论思考

研究文化必须深入到生存论层面,正是整个种族或民族的生存发展需要决定文化的性质、样态和走向.中国古代文化正是中华民族历经千百年磨难共同选择的结果.治水的需要和抵御游牧民族的需要,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必须走向大一统的恒定因素,大一统的政治要求和以民为本的农业经济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特征、政治特征和文化特征.民族或种族是文化的真正主体,而任何文化本质上起源于这一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这一民族在各种纷繁复杂生存环境中选择的结果,它制约着每一代人的生存和发展,同时又为每一代人的努力而改变.     

鲁迅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

鲁迅的《故事新编》对中国古代神话传说进行了成功的改制性运用,不仅传达了时代精神,而且还显露了鲜明的五四神话精神。鲁迅还在更高层次上传承了神话关注人的生存的命题,进而弘扬了神话传说顽强反抗不合理现实的战斗精神。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草根性——兼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成为全人类维护文化丰富性、多样性及文化主权的重要话题,为促进其科学、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草根性等基础性问题展开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草根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始属性,具体体现为朴素性、民众性、隐蔽性和顽强性特征.立足非物质文化遗产草根性的探讨,可从保存其文化"基因"、维护其生态系统、民间力量介入和加强其基础理论研究等方面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研究——以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为考察对象

景宁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彩,但濒临消亡的危机.应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法和地方性的法律保护条例,遵循"抢救在先,保护为主"的立法原则,采取"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法律保护模式.     

传统和谐思想与中国古代司法

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对古代司法审判影响很深,它主要表现在司法中注意防止和纠正冤案、错案;注重情理法相结合;允许亲族相讼;互相制约的司法机构设置;注意保护弱者的权益;重视教育说服和息讼等六个方面.和谐思想是中国古代司法的重要指导思想.     

“天人感应”:中国古代的风险文化

"天人感应"既是中国古人的宇宙观,也是中国古代特有的风险文化.它源于谴责,成于化不确定性为确定性,并以逆向推理获取警示效果.从最早带有"天命论"色彩的"敬天保民"观念,到使其完善的邹衍的阴阳五行观念,再到最终构成体系的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都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反思性思维,彰显了"天人感应"的风险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