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裁量权的司法审查标准

随着行政权的日益扩张,如何对行政裁量权进行司法审查显得尤为迫切.司法机关有必要对行政裁量权进行审查,但司法审查不是无限制的,只有当行政裁量权被随心所欲地独断使用从而导致违背立法意图时,司法机关才能对它加以限制.为对行政裁量进行有效规制,需要设计适当的审查标准.     

国际视角下的限制死刑论

国际形势要求我国应尽快对死刑制度做出大幅度调整,严格限制死刑,以更好地适应国际环境并与国际刑事法律制度接轨。同时,死刑适用的国际标准与我国国内标准的协调与衔接问题,也必须予以重视。     

再论城市房屋拆迁运作机制中政府的博弈定位——以山东菏泽香格里拉嘉园项目为例

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加速,大批老旧房屋面临拆迁,而自第一间老屋被推倒的那一刻起,围绕着拆迁补偿产生的冲突就从未停止过。继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后,重庆也因“史上最牛的钉子户”事件被推到了房屋拆迁的风口浪尖。一系列的事件说明,中国的城市房屋拆迁运作机制存在缺失。以“谁能影响房屋拆迁进程”为突破口,不难得出,在房屋拆迁中起主导作用的三方是政府、房地产商以及被拆迁户。而在一个土地公有的国家中,政府的力量显然是最强的,所以,政府行为是否合理合法将对房屋拆迁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博弈论作为主要分析问题的方法,以本人2007年8月在山东菏泽考察期间的所见所闻为主要依据,以政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政府的     

浅析担保物权的竞合

《物权渤明确了担保物权的三种形式：抵押权、质权、留置权,同时也在立法上对担保物权的竞合予以肯定。因《物权法》对同一物上设定的数种担保物权效力发生冲突时如何确定各担保物权效力关系规定并不详尽,且在审判实践中担保物权竞合的案例经常出现,因此对担保物权竞合成因、产生竞合的条件及如何确定竞合时彼此的效力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对司法审判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中国司法的实质公开及其保障

基于不同的要求和所呈现出的不同状况,司法公开有全面公开、部分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形式公开、实质公开之分。尽管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基本实现了由单纯的庭审公开向司法活动的全方位公开的转变以及由以审判程序公开为主向审判程序公开和裁判结果公开并重的转变,使中国司法公开制度初步具有了统一性以及全面性的特点。但也应看到,包括裁判依据、合议庭以及审判委员会的少数不同意见在内的重要环节和内容依然不在公开之列。实质公开的不足必然会影响公开的效果,制约着司法公开终极目标的实现。实现司法公开尤其是实现司法的实质公开,既需要各级法院各类信息平台的建设与完善,更需要不断深化司法制度改革的保障以及不断创新司法工作机制的支撑。从当前来看,应当重点解决司法流程信息还未真正全面公开,裁判依据未能做到详尽公开,合议庭以及审判委员会的少数不同意见不允许公开等问题。     

On Space Legal Interpretation Space of Chinese Judiciaries

虽然制度层面上我国法官的法律解释空间非常狭窄,但是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以及司法克制决定了法官理论层面上应当拥有适度的法律解释空间.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主客观因素影响下经常进行法律解释,并运用一定的方法和技巧实现法律解释空间的扩张.     

司法体制机制改革有效推进取得丰硕成果 中国司法制度改革迈出新步伐公正高效权威

2012年8月27日,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全体会议暨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第十二次专题汇报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他说,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以来,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各地各部门密切配合、攻坚克难,不断推动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向纵深发展,改革任务得到有效推进,取得了丰硕成果。     

网络舆论时代司法困境与突围路径选择

近年来我国通过制定新的涉及网络表达自由的法律规范以及修订原有法律规范,初步建立了一个保障和规范网络表达自由的法律规范体系,具有快捷、匿名、广泛等特点的网络舆论监督在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正义上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现存的法律规范体系仍然存在法律法规内容庞杂、时效性差、针对性弱等问题.网络民意的表达暴露出不规范、不理性等缺陷,对司法个案的舆论干预严重影响了司法人员独立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能力,进而使得整个司法陷入困境.因此,探索网络舆论与司法之间的良性互动,寻找网络舆论时代司法困境的突围路径成为紧迫而现实的任务.     

司法化:中国刑事诉讼修改的当下与未来走向

1979年以来,中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发展贯穿了一条主线——程序司法化。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在改变单方、双方结构,建立并完善三方结构方面做出了努力,进一步增强了刑事诉讼诸阶段的司法化要素。但应当看到,当下的程序司法化努力还主要局限在审判阶段(尤其是一审)的实体性裁判方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所实施的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诉讼行为,大都仍未纳入司法化的范围。未来的改革应立足中国司法实际,坚决而渐进地推进程序的司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