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刑事政策之贯彻与完善

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是适用“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前提和基础;特殊法律规定是贯彻“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法律保障.但我国“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内容并不明确;“两少一宽”刑事政策还没有上升到立法或司法解释的高度;民族地区司法人员理论水平较低,对“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理解不够.有些司法人员缺乏法治观念,重刑主义思想比较严重;各地司法机关适用“两少一宽”刑事政策标准不一.为此,应增强少数民族司法人员的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加强对刑事政策理论的研究,推进民族刑事政策领域的创新;加强对“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宣传工作;使民族刑事政策法律化,进一步明确其适用范围.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新历史观的解读——以历史考证版为基础

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为基础,借助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提供的最新文本文献资料,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新历史观的形成过程中,理解这一新历史观所包含的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联性。这一方面有助于克服那种将唯物史观中的"物"理解为不包含人的因素的"物",而将人的因素排除在这一"物"的因素之外的机械的、教条式的解读方法;另一方面通过对人的意识内容的具体分析,能够更加全面地解读马克思对于人们的社会存在与人们的意识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从认识论和存在论两个意义上来分析社会历史进程中人的能动作用。     

中华民国时期《司法公报》述略

司法公报是民国时期官方出版的一种司法类期刊.北京政府时期司法部发行有《司法公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公报按时间之先后可分为司法部之《司法公报》,司法院之《司法公报》和《司法院公报》,司法行政部之《司法行政公报》,以及前述《司法行政公报》和《司法院公报》合并后之司法院《司法公报》.文章主要对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公报的办刊主体、刊物体例、主要内容、办刊周期等方面的发展变迁进行了系统而细致的梳理,并对这两个时期司法公报在内容方面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分析.司法公报记录了民国时期的各种立法、司法状况,是我们研究民国法律制度、司法实践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司法政策中的政治理性——以新拆迁条例中“司法强拆”为例的探讨

审视司法政策的理论蕴涵,需要我们首先将司法"陌生化",这就是要求发展出某种概念范畴或某种思维视角来更一般地表述和表达司法现实当中存在的规则。以新拆迁条例为例,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的"司法强拆"中的政治理性,其目的是为了支撑我们的政治传统的价值,其功能是为了创造、改变和维持司法政策的可能边界,而其方法问题则是如何妥当地解决"互惠"的权益问题而非合法的"强制"问题。同时,我们也应该深刻地认识到,当下中国社会的司法政策问题、基本的法律与政治关系问题,不是有待完成的事务,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想观念的展现与象征。     

中世纪英国巡回审判制度对国王司法权威的影响

巡回审判制度从盎格鲁—诺曼法律制度中发展起来,在亨利一世统治时期正式形成,至亨利二世统治时期得以发展。随着巡回审判制度的发展,国王的巡回法官遍及王国各地,王室司法权随之不断扩展,国王对王国的控制力增强。但在当时多元司法体系和教俗二元政治结构的大环境下,国王所渴求的那种对整个社会高度控制的局面并未出现。即使是巡回审判也不能将王权完全延伸至地方。在中世纪英国,权力分割下的王权尚未发展为专制统治。     

保障性住房立法研究——从居住权到住房权的语义变迁

"住房保障"和"保障性住房"虽差之毫厘,但内涵外延相距千里。住房保障立法停滞不前跟二者的理解偏差不无关系。在保障性住房立法已经具备了理论和实证契机之际,界分"居住权"和"住房权"的权利属性,把握"住房保障"和"保障性住房"的外延内涵,以社会权能动性、基本生存权利国家保障性、国家—社会—公民关系互动性理念为保障性住房顶层设计提供理论架构,借此先行推动保障性住房立法,是回应现实需要、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落实民生关怀的不二选择。     

清代基层司法的价值追求及启示——以清代州县判牍为材料

司法的“价值追求”是指国家设置司法活动所希望实现的最终目标,也是决定司法活动的根本观念、理念和评价标准,对司法裁判依据的选择具有决定性作用.清代大量州县判牍体现了清代基层司法的价值追求是:重视调解、息讼是求,通过司法实行社会教化,追求实质正义.这一价值追求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因素,对于今天的司法改革和法治建设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刑事庭审旁听制度研究

旁听制度作为刑事审判公开制度中的一个必要方面,对于整个刑事审判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司法实践中旁听制度都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通过对我国目前旁听制度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找到症结之所在,从认识上进行一定的转变,并且给予旁听以更完善的保障措施,才能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旁听制度的完善。     

民间规则的司法识别:程序、内容与机制

当下我国的司法审判中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法官在审理复杂疑难的案件时,面对国家法的空白、漏洞、不足时,如何对民间规则进行司法识别与适用,并作出适当的审判.一起婚姻家庭案件的司法审判过程表明,我国司法审判的法源是国家法,民间规则的司法适用只是为了填补国家法的漏洞,应当严格适用条件,防止滥用,因此,民间规则的司法适用必须进行识别程序,这个识别程序包括民间规则的主张、举证以及查明三个环节,其中当事人与法官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当事人主张存在某项民间规则并予以举证;法官识别与适用该项民间规则.法官对民间规则的识别内容包括规范识别与效力识别两个方面.在相关的制度设计上,我国应当建立民间规则的司法识别机制,主要包括设立法官识别民间规则的标准、以民间规则的汇编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等.     

中国民间法研究学术报告(2011年)

2011年度的民间法研究在平稳推进中稳步提升,学者们围绕民间法本体、民间法社会实证、民族习惯法和民间法司法运用四个方面,贡献着自己的知识增量。在本体研究中,学界对于民间法研究进行评价和反思的作品渐趋增多;在社会实证研究中,公法领域中的民间法也陆续纳入到学者的研究视野;在民族习惯法描述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增强了民族习惯法基础理论和司法应用的研究;除此之外,民间法司法运用的法律方法研究和纠纷解决中的民间法研究,也日趋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