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贿赂犯罪疑难问题的司法适用

《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谋取不正当利益”作出明确规定,但由于实践中“谋取不正当利益”形式的多样性,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仍然过于原则,导致在具体案例适用中理解的差异,本文针对“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规定提出细化适用的思考,即受贿人在接受行贿人财物后提供了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规定的帮助,但行贿人没有提出要求的,不能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同时,司法解释对医生构成商业贿赂犯罪在“为销售方谋取利益”方面的规定,与现行立法存在矛盾,降低了该罪的构成门槛,扩大了适用范围,值得商榷。     

论第三人侵害租赁合同的司法救济——兼评我国《合同法》第121条的理解

第三人侵害租赁合同的法律效果,就出租人一方权益而言,并不产生侵权与违约竞合的现象,实则为一案多元民事法律关系叠合现象,亦即在旅店服务合同的法律关系中,第三人违反了旅店住宿服务合同的权利义务民事法律关系;在租赁合同的法律关系中,又连锁引起了承租人即旅店业主违反租赁合同的法律关系。因此,依我国《合同法》第121条确立的合同相对性规则,向承租人主张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对出租人始为最佳司法救济路径,亦能使损害降至最低限度。     

别居法律制度研究

别居制度是国外亲属法或家庭法中的重要内容,它主要是指解除夫妻间的同居,但仍保持其婚姻关系的法律制度。我国婚姻法中无此规定,但现实生活中已出现大量事实上的别居现象,需要法律予以规制。结合有关国外的立法及本国的国情,阐述了别居的内涵、种类及对于我国设立别居制度的意义、别居制度的具体内容等问题,旨在抛砖引玉,为共同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奠定理论基础。     

对我国扩大探视权主体的法律思考

探视权制度的确定,是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一大进步,但我国的法律关于探视权的规定存在着单一性、限定性等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法律制度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作用.因此,扩大探视权主体的范围能更好地体现和发挥探视权制度的积极作用.     

晚清西南民族地方司法案卷材料“合理性”的构建及其启示

晚清西南民族地方司法中以口供笔录为代表的案卷材料生成和制作的规范化和统一性要求,体现出案卷材料“合理性”的构建,而案卷材料合理性构建的目标是实现对案件事实真相的探知。地方书吏文书制作的专业化技能、案卷制作中的严格规范化程序、以及县官对书吏负有的道德和非制度性的责任等,为案卷材料合理性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保障。晚清西南民族地方案卷材料构建具有合理性,但材料制作过程可能存在不可靠风险,从晚清西南民族地方案卷材料制作的固有规律和官僚体制运行特点来看,这一风险又可加以合理解释,进而存在规避或化解材料不可靠风险的可能。晚清西南民族地方司法实践对案卷材料进行的合理性构建,为当代我国案卷材料生成和制作方式的转变提供了重要启示。     

公共危机事件对地方政府权威的影响及其应对

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各种利益关系和权力格局的调整,现实社会中潜伏着诸多不安定因素。这些因素一旦被激化,很容易产生具有破坏性的公共危机事件。这就要求各级政府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在正确协调地方政府和群众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加强制度创新,努力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心,进而提升地方政府的权威。     

刑事庭审旁听制度研究

旁听制度作为刑事审判公开制度中的一个必要方面,对于整个刑事审判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司法实践中旁听制度都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通过对我国目前旁听制度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找到症结之所在,从认识上进行一定的转变,并且给予旁听以更完善的保障措施,才能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旁听制度的完善.     

中世纪英国巡回审判制度对国王司法权威的影响

巡回审判制度从盎格鲁—诺曼法律制度中发展起来,在亨利一世统治时期正式形成,至亨利二世统治时期得以发展.随着巡回审判制度的发展,国王的巡回法官遍及王国各地,王室司法权随之不断 扩展,国王对王国的控制力增强.但在当时多元司法体系和教俗二元政治结构的大环境下,国王所谒求的那种对整个社会高度控制的局面并未出现.即使是巡回审判也不能将王权完全延伸至地方.在中世纪英国,权力分割下的王权尚未发展为专制统治.     

“劳教”废止后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衔接

劳教废止后,急需新的制度资源来填补。学术观点中主张借鉴国外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经验,将劳教的适用对象上下靠,分别由下位的治安处罚和上位的刑事处罚来承接的意见具有可行性。因此,需要在现行《刑法》中增加重罪与轻罪分层、保安处分的制度安排;同时构建轻罪法庭并在《刑事诉讼法》中完善简易快审程序、增设保安处分裁决程序和保安处分执行程序、轻刑缓押等刑事司法机制,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并构建相配套的辅助制度,用法律真实和程序正义来确保实体处理的公平公正。     

司法改革的困境及其克服

在我国特定的司法体制环境下,司法改革可能会因各方面的阻力而陷入困境,具体包括:司法自利性的干扰、司法寡头利益的侵蚀、上下级间信息的不对称、个人意志与短期政绩效应的影响、基于自身特殊效用目标与利益而弯曲改革轨迹的潜在风险等。为了克服上述困境,有必要建立独立的信息反馈体系、内部制衡机构和长效的问责机制,以确保司法改革平稳而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