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迁与中华文明

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迁,既表现出暖湿联姻、干冷相配的特色,同时也表现出暖湿与干冷交替出现的波动式变化过程。这种自然生态环境,对不同时期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天时地利、冷暖干湿的自然气候因素,已经限定了人类本能和自我创造的先决条件。人类在创造文明,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必须正确而充分地认识自己和自然的关系,以便更好地完成"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伟大任务。     

险！《资治通鉴》差点被销毁

我们都知道，《资治通鉴》与《史记》被世人称为“史学双璧”，司马迁以独特的才华和人格魅力使生命与《史记》共同获得了不朽，他为完成《史记》而忍受的磨难使后人对他充满了敬仰；然而《资治通鉴》所遭遇的磨难人们却知之不多。为这部书，司马光率人撰写了l9年，并在很长时间里不得不避居洛阳，在最后还没完成的情况下，因有人上书皇帝说司马光拖延时日，混吃俸禄，他不得已提前向皇帝呈上了这部大书。据此可知，才华如司马光这样的人，有时也是要受点小人之气的。可以肯定，如没人打这样的小报告，《资治通鉴》会比今天更好看。可即使这样，读者仍会为其精练、丰瞻、博大、深广所倾倒，也使后来的几部同类书稿无法望其项背。     

《资治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兼说《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障碍

《资治通鉴》的文本,并非单纯为记录历史而存在,其间对史料的剪裁,蕴含了司马光诸多有现实针对性的政治思想.对于不同时期同类事件的叙述立场,司马光力求保持其统一,形成文本的内部语境.而内在语境的形成,往往又取决于司马光身处的现实政治环境,是司马光现实政治意见的反映.这又可视作文本的外在语境.内外语境的交错,使得这部编年体通史背后的含义变得复杂,因而任何对《通鉴》文本的改动,都可能造成对内外语境的双重破坏.通过对《通鉴》处理安内、拓外两者关系的分析,同时参照《通鉴纪事本末》对相关内容的改写,即可看出原有语境是如何在改写过程中被破坏的.     

论司马光“独乐园”的文化内涵

传统士人园林对于其人生的完满与人格理想的构建意义重大,时至宋代,士人园林发展已极为成熟完备,地处华夏之中的洛阳更是荟萃了当时士人园林的精华,在众多园林中,独乐园虽小,却因有了司马光人品之涵养而独树一帜,别具一格,在传统士人园林中占有一席之地。独乐园为司马光赋闲洛阳时所建,它蕴含着司马光的处世态度与价值观念。所谓"独"与"乐"别具一番深意,对司马光而言甚为重要,既反映了司马光当时的人生状态,也寄托着他的人格理想,即一方面是著书立说、上师圣人、下友群贤、徜徉山水的自在人生,另一方面,则省分知足、独善其身、坚持原则的人格操守。     

有一种美德叫忠诚

有一种美德叫忠诚。所谓忠,即全意无私,尽心竭力。《左传·成公九年》:无私,忠也。宋人司马光《四言铭系述》曰:尽心于人曰忠,不欺于己曰信。所谓诚,即诚实,真诚。《易·乾》:闲邪存其诚。孔颖达疏曰:言防闲邪恶,当自存其诚实也。所谓忠诚,即真心诚意,绝无二心。《荀子·尧问》:忠诚盛于内,贲于外,形于四海。     

论北宋熙丰时期洛阳诗人的诗学观念

北宋熙丰时期以司马光为首的洛阳诗坛以其文化特性而为人瞩目,承载了政治、思想学术等文化意义的洛阳诗歌的形成,与司马光、邵雍等洛阳诗人的政治家、道学家身份和他们的并非纯文学意义的诗歌观念有关。本文对洛阳诗人的诗学观念进行了梳理和探讨,认为他们总的倾向虽然是重道轻文,但并不否定诗歌的文学价值和艺术特性     

钱有什么用

正中国人崇尚恪守清贫,耻谈金钱。不过视金钱如粪土的人,大多没有钱。说钱没有用,就像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一样。倒是现代的年轻人现实,他们没有钱,但不故作清高,承认钱是不能缺少的。他们说:钱不是万能,没有钱却万万不能。台湾的李敖是大家熟悉的学者,他有点另类,人们喜欢的可能也是他的另类。他写过一篇短文,题目是《你有没有钱》,他在文章中说到司马光这个人。司马光大家都知道,他不仅很有学问,而且     

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

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在1930年代依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提出,汉武帝晚年发布的轮台诏,体现了其治国路线的转变,正是依赖这一转变,使得已经动荡的西汉王朝得以保全。其后,中国学者唐长孺述及相关问题,亦持有同样看法。至1980年代中期,田余庆发表《论轮台诏》一文,更系统地论述说,汉武帝刘彻在其去世前两年,大幅度转变政治取向,由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转向所谓守文,从而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这一重大论断,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产生了相当普遍的社会影响。其实上述论断不能成立:(1)见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所谓轮台诏,只是一种调整对外作战策略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从根本上转变汉廷的政治路线;(2)市村瓒次郎、唐长孺和田余庆诸人认为汉武帝晚年的治国路线出现了重大转变,主要依据的史料是《资治通鉴》,而《通鉴》相关记载不见于《史记》、《汉书》等汉代基本史籍,而是出自南朝刘宋王俭著的小说《汉武故事》,完全不可信据;(3)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采录《汉武故事》,是刻意构建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汉武帝形象;(4)进一步追溯,可以看到,王俭在《汉武故事》所塑造的汉武帝形象,是基于他对宋文帝刘义隆与太子刘劭之间政治斗争的感情倾向,有意而为。(5)《汉武故事》中的汉武帝形象,虽属艺术创作,但在西汉的历史上自有原型可寻。     

司马光与理学关系之再讨论

司马光与理学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争论了近千年的学术公案.从新儒学发展理论建构的视角来看,尽管司马光藉由中和论建立了一个思辨性较强的思想体系,对于理学的保护与传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因其在体用思维这一根本点上的缺失,致使无论从其哲学的思辨性、义利观,还是其对佛道的态度来看,皆与张载、二程等理学家有相当的距离.基于其独特的经典选择和理论特点,不可简单地将其归于理学家的行列,所谓的司马光属于“理学之重要创立者”、“理学之偏师”和“理学非主流派”的说法,都是难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