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光的易学思想及其对西夏的政策

司马光极力支持一种上起统治者下至低级官员的授权等级制度,在他详注《易经》及杨雄的《太玄》时对道进行的阐述中,这一点很明显。他也非常重视孔子的中庸之道,并以此来解决与西夏等四夷的关系,主张华夏处于中央,而与四夷安处,则天下太平,反对神宗进攻西夏的愚蠢军事行动。     

大爱若恨

巧合成至亲 母亲念过私塾,有点儿文化。在我小时候,她经常会给我讲些历史故事,孔融、司马光、岳飞……这些人的故事至今在我脑海里还是活灵活现的。她不仅讲历史名人的故事,也讲自己的故事。     

司马光学风三论

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在历史上享誉甚高,这些成就的取得均与司马光踏实严谨的治学风格,即不取《春秋》笔法、立足“参考群书”、不语神怪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司马光与范祖禹交游考述

司马光与范祖禹由世契结识,到著书深识的交游过程主要展现于司马光与范祖禹既是上下级又是朋友、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系,以及两人笃好史学的共同志向和《通鉴》巨著的编篡真实。     

司马光的潜虚之学的价值

司马光的《潜虚》一书是基于心思的理论思维,不仅合象数结构、义理解释、时空图式为一体,又摄天道与人道,和合形上与形下,价值理想与意识形态;司马光分别构建了天道逻辑结构和人道逻辑结构,以天道明人道,又以人道证天道,以达到治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他以性情为其重要概念阐释心性情说;又将其性情、道情、中和、未发已发相对应,从而推出中和论,将中与和的价值、意义、作用、功能融合为一,达到致中和的境界。     

政学互动：“子改父过”孝道说及其与元祐更化之关系

宋神宗去世后,面对《论语》“三年无改”孝道说对更化的挑战,司马光主要以“子改父过”孝道说进行反驳,其依据为《周易》中的“干父之蛊”。“以母改子”仅为此说的补充。除政治目的外,“子改父过”亦是司马光的学术主张。将“干父之蛊”解释为“子改父过”非司马独创,在儒家经典内部本就存在“子改父过”与“三年无改”两种孝道说的冲突。经司马光阐发后,“子改父过”说为旧党沿用,成为元祐更化的理论武器。宋哲宗亲政后否认此说,终结元祐之政。随着元祐被美化,“子改父过”说被广泛接受。朱熹在《周易》阐释中采纳了“子改父过”说,并解决了该说与“三年无改”说间的矛盾,为后世沿袭。     

《宋史·司马光传》述评

《宋史·司马光传》以近七千个字记录了司马光一生的概况,涉及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个朝代的事情,凸显了司马光的性格特征。本文欲从司马光谏仁宗立嗣一事,同时以《东都事略·司马光传》为参照,来分析《宋史·司马光传》在语言表达﹑史料运用﹑史学思想三方面的特点。     

写《丑陋的中国人》的柏杨先生

正柏杨是和李敖同样著名的杂文家,又是和张学良、李敖一起并称的台湾"三大难友"。他的《丑陋的中国人》,曾在大陆一版再版,并在80年代末引起过一场激烈争论。他的传奇人生,同样强烈地吸引着好奇的读者。笔者的珞珈山同窗古继堂,就出版过一本《柏杨传》(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叙述了柏杨充满传奇的一生:柏杨并不是正牌大学历史系毕业。抗战时他虽在珞珈山上过学,但上的不是武汉大学本科,而是武汉大学所在地设     

阿云案与北宋慎刑重刑之争

发生于宋朝熙宁年间的阿云案,近千年来为古今中外学者所关注。但宋明以来史家对王安石怀有的政治偏见,影响了他们对阿云案的评判,也误导了当今众多研究者。拙文仅从案件的审判过程入手,极力网罗与案件相关的律敕原文与各家奏议评述,力图还原和分析此案审判前后争执的所有细节,最后得出结论：阿云案实为宋代重刑传统与慎刑主义矛盾冲突的一个缩影,而从天理、国法、人情诸方面考虑,真理无疑都在慎刑派手中。     

试析《温公家范》成书的原因

传统家范是我国古代宗法专制社会所孕育出来的一种以治家和教子为基本内容的文化现象,它在宋朝时期达到了一个日益成熟的阶段,司马光《温公家范》是这时期典范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针对宋代司马光的《温公家范》成书的原因,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家范》出现的社会原因,司马光家学的传承,思想的核心,写书宗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