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刘恕交游考述

司马光与刘恕因史学之好而相识恨晚,因编书之事而相知无撼。两人的交游过程主要展现两人皆以史自负,同心协力,共成史学巨著《通鉴》的历史真实,以及两人以道为交,平淡无华的君子之谊。     

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及其理学精神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修撰与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几乎同时同地 ,信仰、知识、思想上的相互认同 ,构成了这两项文化成果上的内在联系 ;司马光的史学活动 ,不但是理学思潮的源流之一 ,更重要的是 ,他的史学活动和史学思想也深刻反映了那一个时代的理学精神     

司马光施政理念在历史编纂中的表达——从《资治通鉴补》对原作的改动说起

《资治通鉴》问世后,对其注释、订补、改写、续写之作不断出现。明代学者严衍的《资治通鉴补》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订补著作。在《资治通鉴》卷十六汉景帝后元三年、卷十七汉武帝建元元年这一段历史书写中,司马光采取了史实叙述与相关评论前后颠倒、错置,并对重要历史文献进行借用、删节以凸显己意的手法,用于表达自身的施政理念。严衍发现了这段文本中史实与评论颠倒、错置的问题,也发现了司马光对文献的删节使文献失去了原有意义,故在《资治通鉴补》中对这段文字进行了秩序调整,使之符合一般的书写逻辑。同时也将置于原书卷十六末尾一段借用自《史记·平准书》的文字删去,并根据《汉书》原文增补了卷十七开头经司马光删节的董仲舒《天人三策》。本文在分析、比较《资治通鉴》原文与严衍改订后的文字的基础上,指出《资治通鉴》中很多看似有"破绽"的地方,其实隐含了编纂者表达自身理念的深意。对其订补、改写反而消解了文本的原有写作语境,使作者力图借历史叙述予以表达的施政理念湮没不显,而成为一种单纯的历史叙述文本。     

易学视域下的司马光史学思想

司马光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也是卓有成就的易学家。司马光丰富而深邃的史学思想,是以其易学思想为哲理基础的。他从“变而通之”的易学变通思想出发,肯定只有变通才能促成事物的发展,变通需俟机而变,变通的原则是“守道不守法”;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重视“通古今之变”,肯定历史变易是“自然之理”,历史变易是盛衰之变,历史变易旨在革除弊法,而礼义纪纲之“至极之道”则亘古不变。他从易学天人整体思维出发,肯定易道“始于天地,终于人事”,认为“吉凶有命”,而“命”乃“遇时”,提出“修己以俟命”的主张;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强调“僭失”天人之分必遭“天灾”“人殃”,积极宣扬重人事思想,以不书怪诞迷信作为历史撰述的重要原则,肯定仁、明、武“人君三德”是决定历史“治乱、安危、存亡之道”。他的易学“中正”观赋予“中正”以“化之本原”的本体论、“德之嘉”的道德论与不偏不倚的方法论意义;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肯定人君以秉持“中正”之德而受尊位,“中正”是实现君臣和睦、君民同心“、上下交相爱”的根本方法“,中和”之德是人君修身、治国的“大本”和“达道”。     

王安石与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比较研究

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民族关系思想上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兼制夷狄”与“华夷两安”、“先治其内后立功于外”与“欲胜夷狄,先强中国”以及德力观与礼信论三个方面。其思想分歧产生的主要原因和他们的政治理念、个人经历息息相关。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民族关系思想是对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论《通鉴》的“著生民之休戚”

"著生民之休戚"是<通鉴>两大著述宗旨之一.司马光明确提出这一命题,构成了<通鉴>史学的重要内容与特色.具体考察<通鉴>叙述"生民休戚"与"国家兴衰"的内在关联,论析司马光关注、重视民生诸问题,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社会现实提出的重大课题,由此构成了<通鉴>历史书写的重要内容,并进而揭示、分析其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司马光政治因革思想探析

司马光不是一味反对变法的顽固守旧派,他主张对旧有体制应该有因有革。司马光的改革方案是渐进式的,是在总体肯定儒家治道以及宋初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有所革新,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司马光提出的吏治、人才、军队、财政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对解决北宋的政治危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进入圈子与隔离道统:司马光与理学之渊源辨析

学界对司马光哲学思想的归属问题认识不一,既看到了他与理学之间的亲密关系,又囿于南宋以来的道统意识,不愿接受其在理学发展史上的宗师地位.实则司马光不仅与理学中人多有交往,主动参与北宋理学诸子的学术圈子,共同促成了理学初兴时期元气淋漓的发展局面;而且后世学人在题写有关司马光之书画作品时,对其学术品格与道学气象也十分推崇.但在程朱后学争胜门户、指认谱系的过程中,司马光逐渐被隔离道统,其理学宗师的身份也随之被消释掉了.     

“熙宁之争”与儒家教化主旨变迁刍议

11世纪的那场政治论争——“熙宁之争”引起传统德才价值观念在宋代发生改变,宋代社会也由此进入王安石时代。南宋后,理学逐渐取代了王学成为官方哲学,理学家对“熙宁之争”进行了系统批判。而从理学对“熙宁之争”的批判话语系谱中,确能曲折地反映出传统新儒家教化主旨的深刻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