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编排上的尴尬

文学史编排既要照顾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又要科学,这是它的尴尬所在。以时间为纲可使编排科学,却易流于抽象;以流派为纲可揭示对象的性质,却往往失之精准。此外,史家常把作家作为子项置于编年文学或流派文学等母项下,有时虽然便于读者在总体上把握某些作家,母项却常常不能完全涵盖子项。另外,编排时没有依据统一的标准也常导致结构上的混乱。为克服这些问题,分类时依据的标准要统一,编排时可依据时间与流派统一的标准,而且,在时间或流派的大框架下,应将作品而非作家作为进一步分类的对象。     

"革命研究"面面观——西方"革命学"研究及主要理论流派

世界历史踏入近代门槛以来的500多年时间内,各种各样的革命运动骤然成为最为突出的历史现象之一,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革命运动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变迁的主旋律.然而,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只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刺激下才开始进入西方社会科学家的视野,进而作为专门研究的对象逐渐地活跃起来.到了二战后,"革命研究"又在现实因素的作用下,蔚为大观,成为西方学者多角度、多层面地加以探讨的活跃领域之一.本文从主要流派和学术观点等方面对西方的"革命研究"进行了介绍.     

明代"台阁体"盟主杨士奇诗文取向初探

杨士奇的诗文透露出很浓的台阁气息,多应制、应人之作,飒飒雅音,风格雍容平易,逶迤有度,醇实平正.他的诗歌题材较广泛,数量也多,虽然有时会因为题材相同而显出浅易单调的毛病.但总体上应该值得肯定.其文多序跋、墓志铭、墓表等应用、应酬之文,继承了"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关乎教化,温柔敦厚.而其散文如游记与传记,虽然数量不多,但往往能代表他散文的最高成就.杨士奇诗文的总体取向是台阁体,但其有些作品也呈现出另一种诗文气象.其实,对于杨士奇的诗文取向及台阁体,我们均应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     

殷商至周初的照与[戈丮]臣

方[戈丮]乳各鼎属西周早期后段器,系器主为妻作器。铭文中“方”是地名,“[戈丮]”是爵或职名,“各”是人名。“[戈丮]”作为爵或职名,在晚商青铜器铭文屡见,而藏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商代晚期玉戈刻铭等均表明讯的地位很高。殷墟出土的跽坐执戈者以及西周较晚的铭文,也反映出称[戈丮]者可能是执戈拱卫之臣。     

亚里士多德论快乐

亚里士多德在其《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集中讨论快乐问题的地方有两处:第七卷11—14章和第十卷1—5章,在表面上好像得出了快乐是一种实现活动和快乐完善实现活动两种不同结论。本文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两处分析完全一致而又相互补充,从而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对快乐性质和价值的完整理解:快乐在于我们正常品质的完善的实现活动,是其中必然产生的我们灵魂方面的感受和情绪,这种令人愉悦的感受和情绪将加强我们的相应的实现活动。     

“鲁迅风”与“后鲁迅风”

解放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在鲁迅影响下的杂文随笔,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传统的“鲁迅风”杂文呈现出同中有异的特征,就“异”而言,“鲁迅风”杂文属于严格意义上自觉性的文学流派,而前者则是一个松散的并无自觉性的文学流派,因此,可以冠名为“后鲁迅风”杂文随笔。“鲁迅风”与“后鲁迅风”,虽一字之差,却不能混淆,两者共有之“鲁迅风”,昭显其同,而独有之“后”,则甄别其异。     

2008台湾“大选”后的两岸关系走向蠡测

在2008年的台湾"大选"中,马英九、萧万长当选台湾地区新的领导人.陈水扁当局即将下台,国民党人再次上台,两岸关系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马英九等在两岸关系上,承认"九二共识",将两岸明确定位在"一国两区",并主张两岸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积极推动两岸"三通",使得两岸关系的发展出现了转折和良好的势头.大陆应该抓住历史机遇,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与对岸建立互信,求同存异,处理好两岸关系,致力于将"遏制台独"向"促进统一"的战略转变,共创两岸关系的新局面.     

现代政治中的民主、法治与宪政

现代政治是民主、法治、宪政三位一体的政治.民主和宪政并非内在冲突而是相互契合的.民主政治发展的制度化趋势,成为民主与宪政的基本契合点.尽管宪政和民主在价值取向上各有侧重,但在现当代政治发展中,二者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宪政以民主为基础,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而得以有效运行.宪政必然实行法治,而法治的实施依赖于宪法权威和宪政体制的确立.在宪政体制条件下,宪法以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最高权威,使法治得以真正实现,进而为民主政治的运行提供保障.     

宏通 深微 创新——萧晓阳《湖湘诗派研究》读札

湖湘诗派,又称汉魏六朝诗派,是活跃于中国近代诗坛百年之久的一大诗歌流派,名冠近代众多诗派之首。作为此派领袖人物的王阊运,学界似乎一边倒地评价其诗是,以“杂凑摹仿”为能事,脱离现实,没有实际意义。陈衍堪称此类言论之代表,其云：“湘绮五言古沉酣于汉魏六朝者至深,杂之古人集中直莫能辨。……盖其墨守古法,不随时代风气为转移,虽明之前后七子无以过之也”。     

义和团时期的清流派

徐桐、载漪等人深受儒家经典影响,忧国忧民,廉洁奉公,堪称良吏。但是,对已经发生巨变的国际局势并不了解,认为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先进思想,就是离经叛道,将导致亡国灭种。他们的思想,落后于不断前进的时代潮流,终于被时代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