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发展的矛盾解读

和谐发展具有丰富的矛盾内涵:它以承认矛盾为前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矛盾的过程;和谐是矛盾的一种状态.和谐发展是社会发展各要素对立与统一的结果;和谐发展是"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协调发展.     

差异认同,走向统一和谐的原生途径

差异共存是社会和人类发展的现实状态,也是一种价值原则和发展方式.作为一种理念,差异与共存是整合在一起的,差异是共生共存中的差异,共存是差异基础上的共存.差异共存理念的提出意在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导人们正确对待日常生活带来的文化价值理念、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冲突,并从中提取一种积极的生存发展理念.     

文之枢纽:从儒家经典到文学经典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视为"文之枢纽".所谓"文之枢纽",即全书的总纲.对于总纲的理解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文心雕龙>整个理论体系的把握.我们认为<原道><征圣><宗经>可以看作是"文心"部分,分别从文体论、审美性和创作论方面体现了刘勰儒家经典文学化的观点;<正纬>和<辨骚>归为"雕龙",体现了文学经典的确立."文心"和"雕龙"它们共同构建了一种文学范式:儒家经典向文学经典的转化.     

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的缺陷及其历史使命

目前,中国生命伦理学对东西方道德文化传统资源存在着双重的误读,在引进和应用西方理论资源时,没有注意到它们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背景的复杂关系,轻率地建构评价和指导体系并以此来影响政策制定和科学实践;而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已经变成了箴言式的、支离破碎的道德训条,被随意整合进当代生命伦理学规范体系之中,没有机会与外来的生命伦理信条进行真正的对话和交流.这种隔阂的状态必然导致伦理认知和道德实践两个方面的错乱状态.     

冲突之后的社会融合：南非十二年

本文探讨南非的社会融合问题,这个国家刚刚经历过一场冲突。从社会现状看,冲突处于什么状态？这些现状是否说明冲突解决方案已见成效？1994年不流血的选举备受赞誉,在国际上尤其如此,说它颁布了进步的宪法,使一个刚结束内战的国家步入了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人们公认这是南非取得的伟大奇迹。然而这个国家仍然存在动荡,依然存在社会断裂,社会稳定受到威胁。南非的社会融合目前究竟处于什么状态？     

问题研究:行政理论创新的实践起点

问题是现实存在与认知和理想状态之间的冲突,问题意识的形成是认识主体与外界交互建构的过程,而问题研究是指基于问题解决的研究,其动力来源于消除理论与实践、现有状态与理想状态之间差异所产生的紧张.行政学研究必须对真问题与假问题、原始问题与衍生问题、热点问题与冷门问题、国际化问题与本土化问题等四方面的问题予以特别重视并加以深入研究.问题导向下的行政学研究,需要在问题方式即设问方式和应答方式两个方面实现相应的转变.提高行政学问题研究的意识和能力,需要直面对象、确认前提和慎对常识.     

修养:中国哲学的道路

修养历来被哲学所忽视,以修养为特征的中国哲学作为哲学的资质也一直受到怀疑.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哲学与人的生存状态相关,哲学有不同的形态,就能发现,修养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不仅仅具有伦理倾向,而且与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紧密相连,与人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修养不仅是中国哲学的道路,而且是具有"哲学"根本意义的人的活动,这种哲学为新时期哲学的发展和哲学观念的更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途径.     

和谐的努力与幻灭——略论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

近代中国农村社会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是土地制度问题,由此而形成的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农村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冲突、危机四伏的社会.对此状态较为平和的求解之道是农村矛盾向城市的转移,即在城乡互动的层面上求得一种新的平衡与和谐,这就是延续整个近代中国历史时期的"农民离村".而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则是以追求和谐农村建设为目标的积极的尝试与努力.     

论马克思哲学“现实个人”理论及其当代审视

现实个人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核心,依据社会形态理论其生成史可以阐发为三种形态：群体形态的个人,独立形态的个人,自由形态的个人,三种形态的历史演绎构成了现实个人发展的内在逻辑。当代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表现为以物为基础的独立形态的个人,人的物化状态不可避免。物化状态的积极作用在于它是对群体形态个人的扬弃,对自由形态个人的基奠;其消极作用在于人以“物”而非“人”作为价值尺度,物质利益驱动使人对有限资源展开竞争而形成人际矛盾,而这一矛盾是引发社会种种不和谐现象的主要原因。因此,解决人际矛盾、实现入际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着力点,其实现的根本途径在于民主、法治、道德的实现。     

现代国际法律秩序的思想基础——卢梭、康德和凯尔森之和平架构的比较分析

卢梭、康德和凯尔森都提出了永久和平的构架,分别是统一的欧洲联邦国家、自由共和制国家的普遍性联盟、具有集中制裁权能的国际组织,都是后世国际法秩序的思想先驱,各自都为当今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法律秩序提供了知识基础.三者在处理"自然状态"这一假设和作为和平前提的"国家同质性问题"上的差异导致其理论具有根本性的不同.自然状态是卢梭和康德要克服的状态,而凯尔森将其作为走向集中性制裁之国际组织的出发点;国家的同质性是康德和平理论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一种先验规定,而凯尔森的和平构架对此完全予以忽略.他们和平架构的深层规范性基础各具特色,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都显得比较狭窄.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他们各自的规范性基础内容才得以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