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化自然与人控生态

与传统的自然哲学设想的纯粹自然界相反，我们今天已生活在一个人化的世界中。赫伯特·A·西蒙说：“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与其说是自然界，这不如说是人造界或人工界。环境中的几乎每一事物都留下了人工的痕迹”。即使空气和水这样“最自然的”东西也在某种程度上被人化了。空调设备把某些空间的气温控制在我们所需要的范围内；工业废气正在不断地改变着大气的成份；水也不再是纯洁的了，远在南极的企鹅的肝脏中竟然也发现了DDT。看来，自然的人化不只是给人类带来了福利，也带来了灾难。正是这种双刃性，促使我们积极地研究人化自然的有…     

对“三大改造”历史必然性的思考

中国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下,并不具备坚实的客观基础条件.它的发动与实践,主要是由超前的主观意识因素促发的,在历史实践探索过程中又产生了偏差.这一历史性的曲折和失误,被实践后果证明"三大改造"搞早了、搞快了、搞急了,所以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左"倾错误,其教训是深刻的.     

诤言是一种财富

从政者身负人民重托,手握一定权力,一旦犯错,后果大多很严重。因此,坚持闻过则喜,善于听取别人的诤言,是事业和人生成功的重要保证。不过,知易行难。很多领导干部虽然明白"忠言逆耳利于行"的道理,但能否做到不介意甚至爱听别人的忠言、诤言,仍然是一个艰难的人生考验。因此,要养成一种经常反省的习惯:当事业顺风顺水、个人成功在望之时,一定要头脑冷静,莫被辉煌冲昏头脑;当听到他人     

消费的社会形式及其社会后果——旅游的案例

谈到社会形式，最容易让人想起的就是齐美尔（1858～1918）。实际上，齐美尔关于社会形式的理论很可能得益于康德（1724～1804）。关于形式和内容（formversuscontent）的区分是康德哲学的重要贡献。康德把在知觉中呈现给我们的东西称之为“现象”，“现象”由两部分构成：由于对象的部分，他称之为“感觉”；由于我们的主观装置的部分，则是“形式”，它把杂多者按某种关系整列起来     

制度改革与意外后果:日本发展模式转型的政治学分析

战后日本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创造发展奇迹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日本通过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和结构改革等一系列制度改革,促使日本政治体制与政治过程发生了显著变化,推动了日本发展模式的转型.与此同时,原有模式的一些特征依然残存,新旧模式转换过程中矛盾和摩擦大量出现,模式转型危机重重,具体包括政治不稳、政局动荡、政策多变、官僚体制衰败、官僚素质下降及政官关系混乱.制度改革带来的这些意外后果,致使日本在应对危机和模式重建过程中步履维艰.     

主管承诺研究的进展与展望

主管承诺即员工对他的直接主管的一种心理依附.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了有关主管承诺的实证研究.本文对主管承诺相关研究做了回顾和总结,并对它的概念的界定,维度,测量工具,相关模型及其前因后果等作了逐一的介绍.目前,主管承诺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其结果(如员工工作绩效,组织公民行为,离职倾向等)的验证,或比较其与组织承诺对不同结果的影响上.基于现有研究,作者提出了对未来的几点展望.     

论公序良俗

公序良俗是从观念发展到判例 ,从最初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而后被逐渐提升为判定法律行为的一般依据 ,最终成为现代民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的。作为民法上的一般条款 ,其是立法的基础和当事人行使权利的准则 ,也是法律解释、漏洞补充及司法机关进行创造性活动的依据 ,违反公序良俗原则 ,理应承受不利的法律后果。     

批判与反驳--对功利主义作为公共政策指南的析论

功利主义自其创建伊始就以指导公共生活的行为选择为基本旨趣,并且基本盛行至今.这是有其内在合理性的.然而,长期以来,它也受到各种挑战和批判.本文概括性的的评述了对于功利主义作为公共政策指南的各种支持性和批判性的观点.功利主义的后果论、福利论、总和排序等基本主张,对于指导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较为切合公共生活特殊情景的要求.但是,由于其对自由和权利的任意权衡,对于分配公平问题的忽视,功利主义作为公共政策指南必将产生严重的社会危害.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可行能力的观点,恰好能够对其取长补短.     

现代性反思中的风险——评吉登斯的社会风险理论

吉登斯的风险思想及其理论,源于他对当代西方社会的“现代危机”的现代性批判和反思。他将风险置于现代社会的宏观背景中进行考察,并以此来反思和重构新的现代性。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吉登斯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探讨他有关现代社会风险的理论和观点。     

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因素及其组织行为后果的实证研究

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在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理论:工作-家庭平衡理论,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在中国鲜见研究成果出现。本研究的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表明弹性工作制是家庭-工作冲突的显著预测变量。职业生涯后果是两类冲突的显著预测变量。性别并不是显著的预测变量。两类冲突是工作压力的显著预测变量,但它们都不能预测旷工和离职意图。最后文章还指出了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