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花如命的外公

每当看见漂亮的鲜花，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外公。     

论司马迁的命运观

司马迁结合历史及自身的遭遇 ,对命运问题进行了探讨。他既注意到祖先的庇荫对后代命运的影响 ,又强调自我努力 ,怀疑甚至反对天命观。由于认识水平的局限 ,他仍将命运中难以解释的偶然性因素归于命。同时他又兼综了儒道两家的观点 ,以应对人力所无可奈何的命。     

九锡制度与易代鼎革

自新莽迄北宋,九百余年历史,大小十数个王朝之更迭,大都采用皇位禅让之形式。值得史家重视的是历朝禅代必同九锡制联系在一起,九锡成了中世纪权臣夺取皇位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道程序。权臣移鼎前,必先晋爵建国,封公、封王,赐九锡,然后再登上九五之位,这几乎成了易代鼎革的惯例。     

先秦儒家性理观念溯源

"性理之学"是由"性"、"理"两个内在联系的核心范畴构成的,它虽定型于宋代,其观念则起源于先秦儒学中"生"、"天"、"命"、"德"、"理"等思想内涵。先秦儒家性理学观念的早期形态特点对后世性理之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邑”字缘起新说

金文邑字上部一律作圜形,卜辞邑字上部或作圜形,或作□形,□形显然为圜形省刻,本像天体圜圆,是上天之表示,下部为跽状之人,整字取意于面稽天若、奉答天命、告命于上天.上古时期凡事决于神,故必告请之,所谓"自邑告命"、"廷告于天",人群聚落即围绕告(请)命之神坛祭所而建.邑为人所聚会盖缘于此.这样来说邑字,比一般认为其上部为封域、城邑,下部示其中有人,不仅形意上讲较在理,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也更能一致.     

好铜官之色,品釉下之味——史一墨访谈录

时间:2012年8月19日地点:史一墨工作室在采访史一墨之前,我了解了很多关于他的资料,发现他的名字总是与铜官窑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从朋友的口中我知道他是一位不善于辞今,却可以对自己热爱的艺术滔滔不绝的痴狂者。我向来对未知感到好奇,就这样怀着一份期待,展开了我与他的对话。     

“天命流转”的完美逻辑与道德心态——传统中国“命运”信念的社会学阐释

“天命”构想作为中华传统神圣信念之一，象征着经由“天—命”流转而被解释为传统国运与个体人命的变迁机制，促成中国人以正命、随命和遭命三种方式验证天命人心的道德流品。这种“天命、道德、命运”信念的基本内容，根源于“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周公定律”,内含天即人、德即天、心即理的完美逻辑，呈现为以“正命”或“命正论”为楷模的道德流动范畴，以德成天运的国命和人命的方式，转成“知识、实践和行为”为特质的道德心态，继而拓展为天人同德、上行下效的科举选官制度和家国运作机制，并对当下社会的价值秩序与道德心态产生影响。     

论“上命下从”与检察官的客观义务

“上命下从”是检察一体化的应有之义, 意味着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检察长对检察官享有指令权, 能以命令的形式要求检察机关或检察官实施一定行为。而在客观义务面前, “法律的守护人”是检察官角色的集中体现, 客观公正应成为检察官的不懈追求。当“上命下从”遭遇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之时, 应受到如下的限制:“上命下从”不仅应以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为边界, 不能抹杀下级检察官的相对独立性, 而且还应该避免检察官行政人化。     

李栗谷天人观研究——以人的命运问题为中心

李栗谷在对天、命观的研究中,从天人关系的角度思考了人性命运的问题。他以圣人与天的经历为基础,力图把传统的重要经典联成一个整体,证明了天与人,天道与人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天与道遥相呼应,人对于人性有积极作用;人所应循之道是通过圣人来传递的,圣人与天相通。另外,在关于命运的看法上,儒学和基督教的观点体现出更多的互补性,而不是相异性。     

《“命”与“分”》：开理学研究的新生面

李锦全先生的作品《“命”与“分”》通过三部清代小说，揭示了理学“命”“分”思想在当时广大群众中所产生的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并从理论上深刻剖析了理学“命”“分”思想的实质及其负面作用，以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开出了理学研究的新生面，给予后学者以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