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与笑：南塘变迁

杨云标说，“和谐社会体现在政府与民间力量的比较上．如果政府力量过于强大，民间力量过于微小，那也不会形成和谐。”     

党政一把手的“将相和”

党政一把手之间如果人为地封闭起来，不给对方机会和空间，时间一长，就会出现交往障碍和关系僵化。只有多沟通，才能使双方信息和能量的交流畅通无阻，实现相互间长期的和谐相处。     

农业综合开发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给农业综合开发提供了新的用武之地。重庆市在农业综合开发实践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三论”理念破解“三农”难题——对成都市青羊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思考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解决长期存在的“三农”难题，推进城乡一体化，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青羊区作为成都市中心城区，按照中共成都市委的统一部署，以2004年区委一号文件的出台为标志，正式启动了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两年来该区始终围绕“城乡同发展、共繁荣”这一目标。坚持以系统论、市场论、民本论的基本理念。破解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和谐青羊，取得了明显成效，走出了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新路。     

少数民族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

少数民族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具体表现为:推崇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以人为本是少数民族文化所追求的核心价值观。少数民族文化的这些和谐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独特的价值。     

成也法家,败也法家——商鞅、韩非法治思想异同论

秦朝作为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君主专制帝国,之所以成于法家,也败于法家,是因为商鞅和韩非两位法家代表对政治和谐在法治走向公平过程中的价值认识和处理方式不同,即在法与权、君与臣、治与力三对关系的处理上出现重大分野所致。在法与权的关系上,商、韩二人一个奉行的是"中法"式独断,强调"任法而治",一个选择了"不共"式独断,强调君权第一,从法第二。两种君权独尊路径的不同导致法与权关系和谐的相异,最终使商鞅造就盛世,韩非导入暴政。在君与臣的关系上,商鞅强调以法治臣,提倡君臣合作,共同治理国家,使秦国获得强国富民所需的和谐的政治关系与稳定的政治秩序。韩非强调君臣利益的对立,坚持以术御臣,造成君臣关系的极度紧张,严重破坏了国家政治机器中的自我调整、自我纠错的公平和谐发展机制。在治与力的关系上,商鞅注重以法生国家之力,使秦走上了一条"刑生力,力生强","强必王"的变法成功之路。韩非注重以君主之术,生君权之力,最终失去了生力的重要源泉———臣心与民心。由此启示我们:要构建以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为首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应该把法治与公平放入政治和谐的视野中加以研究解决,而不能就法治谈法治,就公平谈公平,只有政治和谐发展,法治才能走向公平,公平才能得到最大实现。     

矛盾的田园共同体——论狄兰·托马斯《梦中的乡村》中的和谐与冲突

狄兰·托马斯的诗歌《梦中的乡村》以波澜壮阔的想象力描绘了一个和谐与冲突并存的田园共同体。通常的山水田园诗一派静谧安详,但托马斯此诗中的暴力、不安意象占有半壁江山。托马斯别出心裁的主题设置有时代渊源。身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托马斯,力图通过田园共同体中的矛盾揭示当时社会的面貌和本质,从而得出要坚定信仰的结论,号召世人感恩世间的美好并警惕潜在的危机,以不可撼动的信念一同迎接挑战与克服困难,显示了托马斯独树一帜的创作技巧和深切的人文关怀。     

论朱熹的犯罪学说与和谐社会

中国古代犯罪学说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早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就已建构了包括犯罪根源剖析和犯罪预防措施两者紧密结合的犯罪学说体系。朱熹继承前贤思想理论,结合南宋的社会现实,深入分析了当时犯罪频发的根源主要是个人私欲和社会弊端,并且有针对性的提出了预防犯罪的具体措施。朱熹犯罪学说对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继承传统和谐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从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民族与民族和国家与国家的关系等方面,阐述了继承传统和谐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     

浅议和谐教育管理

和谐教育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的教育管理是实施和谐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方法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