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对碳生产率的双边效应

采用中国30个省份(数据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2006～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对FDI影响碳生产率的双边效应及综合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研究表明,FDI不仅对碳生产率存在促进效应,还存在抑制效应,二者同时存在,并呈现如下特征:FDI对碳生产率的抑制效应要小于促进效应,使得FDI对碳生产率的综合效应呈正向驱动特征.抑制效应平均为0.0345,促进效应平均为0.1243,这使得FDI对碳生产率的综合效应平均为0.0898.2013年后,FDI对碳生产率的综合效应水平整体下降,FDI对碳生产率的驱动遇到"瓶颈"期.FDI对碳生产率的综合效应存在区域差异,中、西部地区的驱动效应明显低于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对外贸易开放程度是释放FDI对碳生产率的"光环效应"的有利条件.据此,进一步提出加强FDI与碳生产率提升的互动机制,提高地方政府FDI引入的绿色化水平,制定适宜区域差异的FDI引用政策等建议.     

企业碳绩效指标体系构建及测算

绿色发展意味着对高污染、高能耗发展方式的否定,是一种新型发展模式。文章对碳绩效的发展历程做了梳理,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结合国内外环境绩效评价标准,设计出碳绩效指标。最后采用DEA基础模型对37种类型企业在2014—2016年的碳绩效进行测算,结果发现,该37种类型企业存在燃料消耗总量过高、人员配备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通过构建碳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将该体系进行初步应用,以期对企业实现绿色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制造业服务化与价值链升级

研究基于收益成本角度创建了工业竞争力指数,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工业竞争力升级对碳生产率的影响,使用2003至2015年36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工业竞争力升级对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竞争力升级能有效提升碳生产率,低碳技术效率对碳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十分突出,但煤炭消费占比过高抑制了碳生产率的提升。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在国有化程度高和环境规制水平低的行业,竞争力升级对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比其参照组更显著。最后,从提升工业竞争力水平、提升低碳技术效率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三方面提出提升碳生产率的对策建议。     

中国的碳中和：技术经济路径与政策选择

2020年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承诺了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这将对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模式、能源转型和碳排放路径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构建了技术扩展的能源-经济-环境系统集成模型,综合评估了我国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能源技术路径和经济可行性,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选择.研究发现了2030年的非化石能源发展目标与碳中和目标的高度一致性,且碳中和要求高排放的“平台期”大幅缩短.单纯的碳价或非化石能源补贴政策均不足以支持碳中和目标的如期达成,而退煤脱油机制下碳价干预与负排放技术的发展激励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可行的政策选项.碳中和下,太阳能和风能成为能源系统的主力,其合计供能比重需达到53%,其次是水电和装配CCS技术的生物质能,分别占比13.7%和12.5%.研究进一步指出,经济代价不应该成为我国推进碳中和目标达成的主要顾虑,在“对勾”型政策成本轨迹下,预估的累积经济成本不超过相应GDP的1.9%,且在政策目标达成之前即可享受到碳中和带来的经济发展红利.     

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发展: 从温室效应理论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国际航空碳减排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航空运输具有跨境流动性特点,单纯依靠国别很难实现减排目标,所以,《京都议定书》授权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在国际航空运输领域建立碳减排机制。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京都议定书》实质上已经失去法律效力,其所确立的“自上而下”的减排模式被《巴黎协定》确定的国家自主贡献模式所取代。但是,在国际航空碳减排问题上,ICAO仍然在推动“自上而下”的减排模式。这种减排模式以集体目标为导向,以决议和国际标准为约束手段,通过技术目标、技术标准推动国际航空降碳减碳,同时建立基于市场的CORSIA机制,以帮助航空器运营人在技术无法实现减排目标时能够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碳排放增量抵消。中国民用航空业在现有规模基础上仍将保持快速增长,面临着巨大的碳减排压力。因此,要认真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应对可能出现的国际争端,加强技术和标准引领,在推动国际航空碳减排工作的同时,实现全行业绿色发展转型。

     

中国碳市场压力指数的构建及应用

基于深圳、湖北、广东、北京、上海五个碳市场的交易数据，综合考虑各碳市场的纵向压力情况和横向相关性，构建日度中国碳市场压力指数（CCMSI），以反映中国碳市场总体风险表现，且将CCMSI与中国制造业PMI相结合，利用门限向量自回归（TVAR）模型对CCMSI的门限值和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2015年4月—2019年7月，中国碳市场高压力时期主要出现在2015年和2016年的履约期前后以及2016年制造业运行相对不景气的时期。而进入2017年后则均处于低压力时期，说明中国碳市场的运行逐渐趋于稳定。进一步分析各区域碳市场压力指数之间的相关性和格兰杰因果关系后发现，北京、上海、广东三个碳市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和一定的联动性，一方面表明，这三个碳市场之间存在一定的传染风险，应加强监管；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三个市场之间可能存在建立统一碳市场的基础。     

全球碳博弈格局的演进与我国碳教育的推进

IPCC发布的评估报告是全球碳博弈格局分化重组的规则依据。本文在剖析全球碳博弈规则演进的基础上，归纳了全球碳博弈格局呈现的三大特点，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激烈冲突、发达国家内部争夺气候谈判主导权、发展中国家内部立场分裂风险凸显。站在全球碳博弈格局的新起点上，在发展和排放矛盾日趋尖锐的今天，中国务必主动确立自己的立场，在国际气候领域主动推进碳教育，让全球认识到中国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者转变为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建设者，基于铆钉松落危机和帕斯卡赌注推进共同减排，基于排放特质和排放源的区分推进有差别减排，考虑与生存权有关的特殊国家利益，树立在低碳减排方面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形象。     

垂直专业化下中日贸易“隐含碳”实证研究

本文构建了垂直专业化下的投入产出模型及改进的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中国与日本贸易总“隐含碳”、行业“隐含碳”的排放情况,重点研究了进口中间产品“隐含碳”排放的结构变化,并与改进的投入产出法计算结果做了对比.结果表明:中国是净“隐含碳”出口国,中国在碳排放责任分担与利润间存在不平衡现象.两种方法计算的中国从日本进口“隐含碳”差距悬殊,主要体现在进口加工再出口部分.对两种方法的适应性进行探讨,垂直专业化下的计算更能真实反映中国加工贸易产生的碳排放.同时,进料加工逐渐改变着中日贸易“隐含碳”的结构性排放,这种进料加工主要集中于金属压延,焦炭、精炼石油及核燃料业等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初级制品行业中,对电气、光学设备等技术密集型行业仍然以来料加工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