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作为“创新”主要力量的企业个体,怎样最大程度发挥创新活力已成为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成功的关键。通过对2017—2020年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创新投资和创新产出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在高科技和竞争类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内部控制质量正向调节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关系;政府补助在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资关系中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高管薪酬粘性作为一种补偿性制度设计强调奖励或给予轻微的惩罚,对于高层管理者在创新初期失败的惩罚相对宽松,能够有效地激励高管进行创新活动,同时又受到内外部情境因素的不同影响,这为国有企业建立以创新为导向的薪酬制度提供了参考。     

对“城中村”治理改造问题的调查与法律思考——以济南市为例

"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新问题,"城中村"治理改造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群体利益关系,涉及法律、情理、人文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通过对济南市"城中村"的调查分析,就"城中村"治理改造中的问题提出了相关措施建议。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与委托人不平等厌恶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原因及其经济后果一直备受争议。通过建立纳入委托人"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委托-代理"模型,从政府"不平等厌恶"偏好角度考察了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经济后果。发现政府对国企初次分配的"不平等厌恶"偏好导致薪酬管制;政府干预下的政治激励和高管身份的不确定性是薪酬管制实施的关键。实证检验发现薪酬管制提高了高管在职消费水平。因此摈弃对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是提高企业效率、推进薪酬改革的关键。     

关于国有企业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思考

股权结构单一,制约了现代企业制度作用的发挥。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在已进行公司制改造的企业中,相当多的企业采取了国有独资公司的形式。从近期国家经贸委对国务院组织的100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进行的调查结果来看,有62家试点企业采取了国有独资的改制形式。由于这种国有独资公司的设立往往维持了原来的体制结构和运作形式,很大程度上只是旧形式的“翻版”,并没有真正起到改制的作用。由于企业股权百分百国有化,这就客观上为政府对企业实施行政干预提供了便利条件,造成困扰国企多年的政资不分、政企不分等问题至今未能彻底解决,从企业人事安排到投资决策都少不了政府部门的身影。     

论企业改制中贪污罪的司法认定

行政主导为主的企业改制,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利用改制而故意侵吞公共财产的手段虽五花八门,但大都可以纳入现行刑法的评价范围。改制过程中贪污犯罪的司法认定,应根据贪污罪的基本特征,把握“非法占有”等贪污罪定罪要素的涵义,结合改制当时的背景,严格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     

国企离退休干部精准服务新模式探索

本文首先分析了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的现状,其次结合国有企业实际分析了当前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最后从加强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和阵地建设;加强体系建设,充分挖掘银色人才;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服务形式三个方面阐述了探索国企离退休干部精准服务的新模式。     

“互联网+”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中的运用研究

本文阐述了互联网+党建的定义、发展历程,在对一家国有企业全体党员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得出公司目前已具备的软硬条件、党员需求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等等,提出了促进互联网+在企业党建工作中运用的建议。     

文化因素对员工团队行为影响的调查与改善研究

国有企业团队文化建设与管理问题是组织成长中的重要实践过程和重点研究领域。员工在团队行为中的差异性不仅是个性特征的反应,同时也明显地反映着该团队的工作特点、价值倾向或文化印记。一个企业内,不同分厂、不同部门、不同团队的员工对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认知和行为反映。调查、研究历史的文化积淀与现实的文化因素对员工个体行为的影响作用以及对国有企业建制下的团队行为的影响作用,有助于推动国有企业在文化的再造与变革中寻求更为恒久的支撑力量。对培育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优质团队文化,科学、高效地实现组织目标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     

企业的改制中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本文通过对＋＋企业改制过程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对改制过程中其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建立与完善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与研究，找出其改制后内部治理结构方面的成功之处与存在的不足，提出内部治理结构提出进一步优化的对策。     

张正贵智者从容

对于九洲，外界存在着“了解”与“不了解”两种极端印象一了解，是因为九洲是个老牌军工企业；不了解是这个曾经“揭不开锅”的大型国企，是如何超越百亿觇漠，成为西部经济发展的宠儿？“张正贵”是这个答案的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