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城市公共安全应急管理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公共安全严峻形势日益凸显。而我国现有的城市公共安全应急管理手段和方式,呈现出与大数据时代很大程度的不适应,大数据对我国城市公共安全应急管理提出了新挑战。为有效应对挑战,需要从打造新一代数据政府、建设基础性数据规范、研发前沿性数据技术、搭建开放式数据平台和培养复合型数据人才着手。     

空间正义与城市革命 ——大卫·哈维城市空间正义思想研究

由于新全球化的全面扩张和都市化运动的快速推进,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方式已由传统的物的生产转换为空间本身的生产,由此空间正义/不正义成为所有社会问题中的重点和热点。作为断裂化、等级化的城市空间凸显着空间非正义问题,表现在生产领域中城市空间成为受资本力量支配的新的剥削模式,分配和交换领域中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和城市贫富悬殊的加剧,消费领域中城市空间的等级化与堡垒化。在大卫·哈维看来,要实现城市空间正义,必须在城市空间开展反资本主义的斗争,重塑公民意识,争取空间生产权。     

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观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产生了大量的独生子女三口家庭。随着独生子女长大成人、结婚成家,数以千万计的独生子女父母迈入老年,其独特的“四二一”家庭结构使得他们养老问题尤为突出。从养老的角度来看,国家近年大力推行的“二胎政策”也是为了相对缓解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压力。在此大背景下,本文基于CGSS2013年综合调查数据,以城市独生子女父母为调查对象,对其“养老主要由自己负责”以及“养老主要由子女负责”两种养老观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结合这些问题对我国城市独生子女父母面临的养老困境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建议。     

激活空间：城市传播中的动力机制形成研究

随着中国城市化程度的加深,“城市有机体”已经成为了集生活、娱乐、健康等多重取向的一个杂糅场域,城市的后现代转向亦让空间从静止走向流动,城市传播应运而生。本文立足于此,表明了城市传播从概念、属性和机理上对传播学的结构性重构,并借用传播动力学的相关理论,表明其受到以生存驱动的工作机制、行为驱动的消费机制、生活驱动的休闲机制、健康驱动的运动机制和居住驱动的圈层机制这五种动力的催化,并进而以激活多维空间为契机,建构了城市传播从基础、中观到宏观的动力核心进阶。     

基于大数据治理对气候变化背景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研究

气候变化问题是国内外社会密切关注的话题,也是影响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我国城市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思路、治理方式和治理技术方面,还存在诸多的制度困境,使得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受到质疑,进而阻碍了城市针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有效应对,使得我国大部分的城市陷入了"社会经济-气候环境"系统的恶性循环当中。而大数据治理可以通过建构气候环境生态大数据和其他各类有关气候变化的数据库,通过对数据的整合、分析,应用到城市的总体规划当中,并通过大数据技术的预测功能,变被动治理为主动治理,打通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分界,破除信息孤岛,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从短视的、经验式的模式到科学的、可持续的模式,进而破除城市"社会经济-气候环境"的僵局,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规模、创业边界与企业家创业

大城市更有活力且更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导致大城市的消费者异质性偏好更强,进而可能推动企业家创业边界的降低与城市创业活动的发展。为了识别这一理论机制,本文在Zhelobodko et al.（2012）的分析框架上,通过引入城市规模和消费者异质性偏好假设,构建了一个异质性企业家区位选择与创业的空间经济学模型,考察城市规模通过企业家创业边界对城市创业活动的影响,并基于2000-2016年20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及2008年中国经济普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企业家才能越高的企业,相应的产品定价会越低,产品需求量越大,而利润越高;（2）企业家创业边界除了受到城市规模的影响以外,还会受到消费者多样性偏好的影响;（3）消费者多样化偏好更强的城市,城市的创业门槛更低,城市的创业活跃度更高。     

国家创新型城市效率评价研究——基于两阶段DEA模型

采用共享投入型两阶段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并构建多环节的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对长三角地区创新型城市的创新效率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在未来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过程中,相关城市不仅要考虑科技创新,还应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资金投入方面,需要构建金融创新体系,深化资本市场的建设,提升对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强化科技金融服务能力;在创新型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应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鼓励自主创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加快推进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防止的几种倾向

乡村振兴战略是要服务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是要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稳定的农村基础。 在不同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任务是不同的,尤其是 2035 年之前和2035—2050 年的乡村振兴战略应该是差异极大的。 2035—2050 年的目标是全面乡村振兴,2035 年之前则是为乡村全面振兴打基础的阶段。 没有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实现,就没有全面振兴乡村的物质基础。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分阶段实施。 当前学界、政策部门、地方实践部门在解读乡村振兴战略时普遍误解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阶段性特征,有急于求成的倾向。     

大学教育教学改革中快乐学习理念的融入

本文以大学教育教学改革中快乐学习理念的融入为研究对象,简单地阐述了快乐教育理念的概念,详细地分析了大学教育教学中"快乐学习理念"的困难,深入探讨大学教育教学中"快乐学习理念"的方式,以期为全国各地的大学教学老师和学生提供参考帮助。     

襄阳户改:一个三线城市的人口争夺战

襄阳作为中部较早探路户改的城市,其探索对于100万到300万人口的三四线城市来说,颇具样本意义。"必须认识到人口资源是核心竞争力,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这是湖北襄阳市主政者推动户籍改革以来一直强调的一个观点。2015年6月,襄阳推出户改政策,被称为"最彻底的户改"。"最彻底"体现在哪里?从襄阳户改政策中的一条可见一斑,"依法保护农业转移人口的合法权益,农业人口进城落户后,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依然享受,转户不退地。"这一条政策堪称襄阳户改一大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