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宗族保障与基层政权运行关系浅析

宗族保障的产生,是我国传统社会国家救济匮乏,人们探求自我保障、团体保障的必然产物。作为依附于宗族的一个功用,宗族保障在赋税缴纳、地方治安、地方文化等方面间接地通过宗族组织对国家和社会带来了积极或消极的后果。明清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加强,宗族完全服从于政权,但其中既有家国同构、互促共存的一致性,也有强霸一方、挑战权威的矛盾和斗争。     

权威、秩序与治理转型——建国初期苏南农村基层政权述论

在苏南解放和土改过程中,一个新的乡村干部阶层随着政权下延开始形成。他们在基层秩序重建中推动了权威转换,并积极参与资源配置和乡村治理,凸现了地方精英的独立性和利益诉求。作为建国初期运动型治理的特殊载体,基层干部根植于乡村,其责、权、利三者之间固有的矛盾,使他们在国家意志、农业生产和牟利机会之间要做出权衡选择。     

基层政权管理“空心化”的原因与对策分析

党的十七大及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均提到要在新时期加强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这一问题。农村基层政权作为我国政权的基础,在新农村建设及加快农村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下被赋予新的意义和功能。然而,在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及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农村基层政权面临着自身新的挑战——管理"空心化",这对农村基层政权的改革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将对农村基层政权管理"空心化"状况及其产生原因进行探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希望能更好的促进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其发展。     

社区负担来自哪里 减负难在何处

“社区减负,喊这么多年,没有明显减轻却反而越减越重。”——某社区工作者“希望政府能减轻社区工作负担,让会议、检查、评比、表彰活动少一些,去居民家‘串门子’、完成社区事务的时间多起来!”——某社区书记“一个社区仅盖章就要盖81个,创建各类台账多达246个,迎接各级考核达到了306个。‘小巷总理’一天到晚在处理这些事情,哪还有时间去服务居民。”——某市民政局基层政权与社区建设处处长     

论乡镇基层政权政治生态关系网络的重塑与优化简

在现代乡村政治生态系统和乡村治理中,存在着物种丰富的政治生态种群和多元治理主体,包括乡镇基层政权、村民自治组织、村民、驻地企业等种群,其中乡镇基层政权是乡村政治生态最为重要的政治生态种群和权力主体。乡镇基层政权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生态个体和（亚）种群,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信息、资源和利益的交换。共同构成了乡镇基层政权种内和种间交互作用的政治生态关系网络。由于受到外部政治生态环境以及种群自身内部因素的影响,乡镇基层政权政治生态关系网络中的个体和种群出现了数量失衡,局部结构失调和部分功能紊乱现象,从而不利于和谐乡镇基层政权政治生态的构建。因此,乡村政治生态学的研究任务就是运用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系统探讨如何对乡镇基层政权政治生态的数量合理控制、结构和功能予以协调与优化,从而形成乡镇基层政权政治生态的良性发展。     

从我国乡镇财政现状看巩固基层政权和加快农村发展问题

目前我国许多乡镇（包括发达地区的某些乡镇）债台高筑,财政压力越来越大,财政赤字和负债令人惊异,日常工作的运转几乎难以维继,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处于停滞半停滞状态,政权建设面临严峻挑战,严重阻碍了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进程。走出乡镇财政困境,巩固乡镇政权和加快农村发展,是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应有之义。乡镇财政与政权建设中所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是前进中的困难、发展中的问题。从根本上讲,解决问题要靠经济发展,同时要实行综合治理。     

晚清县级以下基层政权对地方社会的监控

一般认为,县级衙门是清朝国家对地方控制最基层的行政设置.文章就此考察县以下行政政权的设置及其职能,说明清代的县级衙门并非皇朝统治的终点,巡检司署等基层政权是相当一部分州县中位于县级行政衙门与地方村落之间的重要基层政权.然而,无论是县级、还是次县级的政权,到晚清时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巨大增长与地方社会管理的复杂化而增加,相反,巡检司等官缺反而减少.其原因应从传统中国皇权与地方绅权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与牵制的复杂关系中加以理解.太平天国以来,随着团练的广泛兴起,地方绅董依赖团练局所等非正式机构,在功能上逐渐取代官方的基层政权,成为晚清地方社会的主要支配者,从而使晚清基层政权逐渐萎缩.     

群众工作与当前基层治理的有效性研究 ——基于成都市彭州“花村街”改造前后的考察

当前，部分地区面向群众利益的群众工作方法较为缺失，导致当地基层治理“低效”问题突出。既有“治理主体”“治理单元”“治理技术”视角下的相关研究，难以较好地解释基层治理究竟如何有效的内在复杂机制问题。基于成都市彭州“花村街”改造前后的考察，研究发现：通过“坝坝会”等群众大会形式，可实现组织愿景引领、群众诉求表达和治理事务内容的有效对接，可谓“从群众中来”;通过党员干部示范带动、积极分子识别吸纳、非积极分子(包括中间群众)的教育转化和激发利用，可最大限度组织动员群众，将群众从被动的客体转化为积极主动的责任主体和行动主体，并最终以较低的治理成本、更广泛的群众参与，赋予广大群众更饱满的获得感和更强烈的国家认同感。“群众工作”道路，理应成为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基本内容和重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