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藏区基层政权建设问题探析

影响和制约青海藏区基层政权建设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一些基层党员信教现象弱化了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少数宗教与家族势力侵蚀了基层组织的纯洁性,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动摇了少数基层党员干部的政治立场,部分消极腐败现象影响了基层党员干部的政治威信。这些问题的形成都有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对青海藏区基层政权建设的影响要引起高度重视。     

社区建设运动中的城市基层政权及其权威重建

本文对当前城市基层政权组织体系及其权威重建路径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国家在后单位制时期通过“组织边界扩大化”与“组织去法团化”所实现的权威重构。论文指出:虽然单位制对于街区的影响已经渐趋减弱,但通过其代理者以及其代理身份的权威重建,国家依然可以将其力量渗透到街区乃至市民的日常生活,不过,这种渗透正体现出与原有国家权力对街区进行“直接干预”所不一样的逻辑。这些看似相悖变化,实际上说明了当前中国特殊情境下国家与社会关系格局在街区发生实质变化的长期性。     

安徽革命根据地基层政权探析

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是革命得以胜利的重要保证。文章以安徽池州地区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心,探究各历史时期革命根据地基层政权的构成,并由此来透视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乡村社会的改造。     

河南农村宗教活动对基层政权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我省农村宗教活动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有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宽松的政治环境、人的精神需求、社会矛盾冲突和宗教自身的功能和特点等。提出了打击邪教组织扫清思想障碍、加强宗教知识及党的宗教政策教育、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充实农民精神生活、强化法律意识、割断宗教与宗族势力的联系、打击官僚腐败和重塑基层政权的“公仆”形象等对策。     

民国时期新县制推行失败原因探究——以江西省为例

新县制是民国后期国民政府努力推行的关于基层政权改革的重大举措,然而囿于国民政府本身政权性质、经济极度困难、人才措施不力、汲取资源不公、基层政治空气恶劣等原因,最终这一改革不仅没有取得成效,反而大大损害了国民政府形象,乡村也愈渐疏离于国家政权之外,成为革命根源。     

论档案与社区建设

加强社区建设,是新形势下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城市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文明素质的必然要求。社区档案作为社区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对提高社区管理水平,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谓社区档案是指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和居民在社区管理、社区发展、社区完善等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一、社区档案管理的现状社区管理作为一项全新的社会服务事业虽然起步迟但发展很快,然而作为社区基础性工作之一的档案管理工作,却不能适应当今社区发展的要求,我们…     

民初广东民主政权建设与新兴政治精英的困境

辛亥革命后,以同盟会(国民党)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作为新兴政治精英,崛起于中国政治舞台。他们坚持以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为指导纲领,积极推进民主政权建设。但是,广东社会动荡的复杂背景,以及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使得民主政制的推行遭遇种种挫折。广东省议会成为同盟会员迅速提升政治地位的手段,排斥地方旧知识精英,使缺乏社会基础的新兴政治精英愈加孤立,没有帮助革命党人的政权深入民心。1920年代,陈炯明在"地方主义"的引导下,尝试将政党政治寄予民治之上。但是,"民选县长"本身的政治化,使得民主政制陷入地方主义的漩涡。民初广东革命政权的建设情况,典型地反映了民主政制在近代中国的艰难开局。     

公民社会视角下的基层政权建设

公民社会是独立于政治国家之外的,并且依靠从内部建立起必要的秩序运转、调控的自主性机构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社会价值与原则的总和。以公民社会为分析工具,审视基层政权建设,便会发现基层政权问题日益突出,这种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分野模糊造成的,是政治国家权力构成、公民社会发展与成熟以及权力监督及制约制度的问题。加强基层政权建设,首先必须以农村社会资源整合和政治国家活动领域的界分为首要任务,换言之,就是要确立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结构。这一结构的确立,对于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具有如下重要意义:一是肯定农民及其自治组织的自主性,基层民主制度才可以保证;二是农村市场才能健康发展,从而为基层政权良性运作奠定经济基础;三是以权利制约权力才能实现;四是形成法治的基础和界限。     

彭真与中国地方自治的再起

中共历代领导人中,在推动地方自治上事功最著的可能就是彭真了。他一生有关地方自治的主张和实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此一时期他主要负责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的建设。由于阎锡山自1917年起开始在山西推动村治,山西成了全国地方自治的模范省,而抗战时的边区政府有大批山西省地方官员参与政务,使彭真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作为村级建设的有效制度安排-地方自治。二、50年代。他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和居委会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具体体现。他在北京建立居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并推行区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三、80年代。彭真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宪法修改工作,将居委会和村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写进了1982年的宪法。接著,在他的执著争取下,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村委会组织法》,开启了当代中国基层民主的另一契机。这三个阶段代表了彭真对地方自治的心路过程,从30年代的认识、学习,50年代的实践,到80年代的反思和重建。我们可以说他几乎是支手延续了地方自治在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