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元魏宗室墓志中的江南元素

元魏宗室墓志是洛阳邙山出土碑志的集中代表,其秉承六朝贵族主义精神撰写,凸显中古北方胡人贵族化运动的观念及成果。标榜文化素养是该类墓志的核心环节,细致剖析其结构元素,不难发现引领贵族时尚的江南新风占据相当的比重,具体包括玄谈、文学、宴饮、务虚、义理及书法等内容。在贵族化浪潮的席卷下,元魏宗室的气质风貌日益趋向江南化,此乃南北文化交融的必然结果,在中国文化史上叙写了绚丽的篇章。     

从墓志看唐代女性与本家的经济关系——以大和五年《卢府君妻清河崔夫人墓志铭》为中心

作为一种新兴史料,墓志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文章通过对一方唐代墓志的解读,考证了铭文中涉及女性与本家经济关系的内容,如双方家庭及背景,交往时段与内容,并讨论墓主崔夫人推动交往的动因及其在交往中的角色。     

薛贻矩墓志录文商补

薛贻矩是五代后梁要臣,官至宰相.薛贻矩墓志的出土,为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参考资料.但业已发表的薛贻矩墓志在点校方面多有疏误,直接降低了该墓志的利用价值.文章利用文字学、词汇学、文献学方面的知识,比照原拓,对薛贻矩墓志进行了重新审读,希望有助于晚唐五代史研究.     

从《皇甫文备墓志》看武周酷吏政治

皇甫文备一生见证了武周王朝的起伏兴衰,与当时的酷吏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仕宦履历清晰印证了武周政权不断调整酷吏政策的历史脉络。酷吏阶层的出现,反映出在中国封建社会演进过程中身份等级因素的深刻影响。酷吏是封建时代帝王权术极端发挥的曲折反映,更是中国古代人治社会政治规则的必然产物。     

《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所见科举史料

本文利用《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所提供的原始文献,补充了清人徐松《登科记考》、今人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等史书尚未记载的唐代进士出身者6人,明经出身者6人,制科出身者3人,同时对涉及唐代科举人物的其它资料进行了辨析。     

辽梁援暨妻张氏墓志记事发微

辽梁援暨妻张氏墓志，记事内容比较丰富，所蕴含的辽朝史事信息也较多。除了前辈学者有所探讨的志主家世生平、职阶勋爵以及妻子儿女等内容外，墓志中其他一些记载，亦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辽朝某些实际情况。譬如辽朝官员脱“宫籍”对其身份地位彻底转变的影响、辽朝官员母妻诰封为命妇的基础与前提、“红尘”与“净土”视域下辽朝信佛居士丧葬活动中的双重仪轨等。结合传世史料及其他石刻文字，对梁援暨妻张氏墓志反映的各类史事问题发微索考，于拓展及深化辽朝历史研究或许不无裨益。     

明代睢州孙域及二孺人合葬墓志简析

孙域配孺人陈氏李氏合葬墓志记载了明代睢州(今河南睢县)孙氏郡望部分世系,孙域本人的仕宦经历及出处行状。墓志由万历朝一品大员王敬民撰文,涉及到当时许多中高级官员的姓名、职衔,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特别是对孙域之胞弟孙坤、西华王敬民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第一手金石文献佐证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南朝墓志文体的文学化进程考察

综合传世文献引录与建国以来新出土的南朝墓志资料,系统考察南朝墓志文体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出,南朝墓志在其发展定型过程中,逐步形成自身特有的文学品格和审美特征,墓志作品日趋呈现出文学化的创作倾向。如果把这种现象置放于南朝文学与文化的双重背景下去思考,则可以发现,南朝墓志文体之所以呈现出文学化倾向,与南朝葬制的变革、墓志文体承载功能的变化、勋贵与文人的积极参与,以及时代文风的变化等有着重要关系。     

韦氏墓志校补《元和姓纂》几则——兼与张蕴先生商榷

根据对已出土和整理出版的郿城公房本房支部分成员墓志的研究,考以正史,可以发现郿城公房房祖韦范与阆公房成员韦范为不同的两个人、岳子和景骏应为兄弟关系而非父子关系、韦聿和韦皋的父亲为韦贲等史实,并可据以对《元和姓纂.郿城公房》作进一步的校补。     

泉男生移民唐朝史事疏正

泉男生在高句丽末期的历史中是一个重要人物,作为盖苏文的继承者,权倾一时,其因内讧投唐,从而催化了高句丽的灭亡。同时,泉男生本人也成为高句丽灭亡前后移民唐朝内地的高句丽人的代表,并且在唐期间以自己的方式为唐朝做出了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