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地区出土墓志看明代北京的移民情况

墓志,属于碑刻文献的一种,且为其大宗,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讲,作为出土文献的墓志材料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本文即以北京地区出土的明代墓志为研究对象,尝试对明代的北京移民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西安南郊隋李裕墓志考释

西安南郊出土的隋代李裕墓志记录了李氏自李弼至李裕三代的仕宦及家族情况。李裕祖父为李弼,父乃李曜。李弼是北周初年的政权核心之一,李裕生于当时最尊贵的八柱国之家。李氏家族与杨氏家族之间的关系甚为密切。由此推测,在杨坚革周命,建立杨隋之时,李裕及其家族可能是杨坚的支持者,甚至可能是杨坚集团的核心成员。入隋后,李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并未受到影响,但李裕此后便远离了政治核心,史籍亦不载其子孙有显达者,甚至连其本人都史阙其载。由此推测,李氏家族可能已经不复当日的荣盛。李裕墓志及其家族的兴衰经历说明,即便是出自北周、隋、唐三代处于政治核心地位的武川军事势力与关陇集团的勋贵家族,想要维持家族之政治特权和高贵门第,也必须牢牢地依附于中央核心政权。这一点与魏晋以来所形成的门阀士族迥然不同。     

从新出王宰墓志看墓志书写的虚美与隐恶

王宰是武宗平定泽潞战役中的重要将领,然《旧唐书》未为其立传,《新唐书》虽有传,但失之过简,致其生平晦暗不明,而新近出版的《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所收王宰墓志则弥补了这一缺憾。然而比读墓志与传世文献,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对同一事件记载的巨大差别。本文即通过对两者的比读,从个案研究的角度揭示了代表着私人立场的墓志文献中的虚美与隐恶,从而展示了不同史料的多元层次。     

夏州(统万城)地区沙化蠡测

综合分析古代夏州(统万城)地区历代人口数量、战争、气候以及当地持续开发等因素,可以看到夏州地区沙化的原因及其废弃是上述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赫连夏时人口爆炸性增长居于主导地位.通过对夏州地区出土墓志墓葬位置的详细分析,大致可确信隋、唐至五代的三百多年间,夏州的沙化过程可以百年为界分为三个阶段,其间沙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也是由轻到重,直至宋代最终被废弃.     

北魏墓志词语对《汉语大词典》之补益

《汉语大词典》在收词上源流并重,古今兼收,不失为近年来最具权威的语文工具书,但要做到"穷本溯源,历叙演变"又谈何容易?以北魏墓志中"泉"、"秀"、"玄"等语素构成的复合词为例谈《汉语大词典》的收词疏失,以期对《汉语大词典》的修订能有一些参考作用。     

新出墓志与唐代沙州刺史汤允献疑

洛阳新出汤贲墓志中记载其曾祖汤允为沙州刺史一事,根据汤贲本人的生卒年月,以及汤贲子嗣墓志所提供的相对代际,可以推测汤允为沙州刺史的时间大致在武后时期至开元时期。根据现有沙州刺史的资料,及唐代刺史任期、转迁频率之规律,汤允最有可能在长安四年至景龙四年中担任沙州刺史。又根据传世文献中所载汤嘉惠之生平履历与汤允比对,以及二人名字训诂的契合,可以推测唐代河西节度使汤嘉惠可能即汤允其人。汤允官沙州刺史这一关键信息,与汤嘉惠的生平和官历正好衔接在一起,对于重新认识汤嘉惠在经营安西、北庭地区的经历有重要意义。     

《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所见科举史料

依据新近出版的《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所载史料,增补新见唐人登科者凡52人,其中进士11人,明经30人,制科8人,武举1人,科目未详2人.增补新发现的唐人登科者25人的佐证史料.     

“日本”国号东亚登场时间考——对中国实物资料及中日文献的比较

国内发现的记载有日本国号的最早实物资料为《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早于记载日本国号的《井真成墓志》二十一年。《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所载日本遣唐使赴唐朝贡之事与中日两国的文献记载可相互印证。日本国号诞生于八世纪初,而非七世纪六七十年代。     

洛阳地区元氏墓志所见文化融合

北魏时期元氏墓志所处的是民族大融合时期，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实行“汉化改革”运动下的产物，其关联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与交流状况；元氏族人所呈现的文化素养是跟随“汉化”进程而逐渐改变的，是元氏家族从“辞无烦华，理从简实”到“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的蜕变，以及语言文化方面的杂糅状态；其墓志的志文中可见鲜卑族人文化素养的嬗变，可见其从“渐学诗礼，善武爱学”到“尚穆南朝，文武双修”再到“才贯古今，善通南韵”的转变，从中窥见民族间文化的融合，以及民族融合对鲜卑族身份转换的影响。     

唐《张弼墓志》释文校正

唐《张弼墓志》释文存在大量文字讹误,实因误释异体字、未通典故、未识字形、体例不一、断错句读等疏漏所致。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及墓志拓片,纠正其讹误,指出释读错误原因,避免以讹传讹,以使这通宝贵材料得到更科学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