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张谟墓志”辨伪

“北齐张谟墓志”拓片于2012年由殷宪刊布。殷氏谓2006年在大同民间发现并于2007年购得，且“初步断定”其出自2008年发掘的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并以之为据确认了《魏书》所载“北新城”暨平齐郡的具体位置，著名史学家田余庆对此“赞赏有加”。对于这样一方没有明确来历的“幽灵”墓志，还须辨别真伪，在确证其可信的基础上方可对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行发掘利用。然而，该墓志拓片不仅在形制和书写上存在诸多错讹疑点，而且志文所载墓主“张谟”的生平仕履更是与当时的历史和制度格格不入。种种迹象表明，该墓志拓片是一份毫无可信度的赝品，出自今人伪造当无疑义，所谓“张谟”其人与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墓主没有任何关系。以之为据来破解相关历史问题，如平齐郡、阴馆城、六修城特别是“北新城”位置之类的问题，自是无中生有，所谓“廓清”一千多年来的“迷雾”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尔朱荣传》与《魏书》“秽史”说新论

《魏书》“秽史”说的传统问题之一是魏收因受贿而为尔朱荣作佳传。结合《魏书》内对北魏覆灭的总结和对尔朱荣的评价，《洛阳伽蓝记》等当时的各类史料对尔朱荣、尔朱兆的区别对待，以及高氏自身塑造合法性的需求，可知《魏书》力图塑造的是关于北魏末年的两条叙述线索：“胡太后—尔朱荣”和“尔朱兆—高欢”。《魏书》让胡太后背负北魏灭亡的罪责，以此肯定尔朱荣匡扶魏室的功绩；同时对尔朱荣和尔朱兆进行区分，突出了原出于尔朱荣军中的高欢灭尔朱兆、振兴魏室的功臣形象，塑造了高氏和北齐的合法性。这一现象符合北齐国史撰作的“起元”要求，《魏书》因此呈现了尔朱荣“佳传”的面貌，不能以“秽史”一言以蔽之。     

新出文献与李白研究述论

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和间接涉及李白其人其诗者有二十余方,可以综合利用这些墓志以印证传世石刻和史传文献,探讨李白的生平、交游、婚姻情况,解读李白的诗歌作品,探究李白的影响,还可以从特定层面提供观察李白的材料和阐释其诗歌的方法。首先,可进一步探讨李白在安史之乱中的行踪;其次,探讨李白与古文先驱者李华、韩绅卿、韩云卿的关系,进而考察李白的复古思想与古文运动的联系;再者,通过出土文献印证李白的诗文作品;最后,通过新出墓志对李白影响的记述,可深化对李白及唐代文学史的研究。     

洛阳新出土唐代粟特人康昭墓志考释

康昭墓志是近年洛阳出土的唐代粟特人墓志之一。墓志既未提及康昭的粟特背景,家世渊源也明显攀附卫康叔。从其家族人名、居所、婚姻、丧葬等内容可以看出其家族的汉化程度。康昭佛教信仰至深,而本民族宗教信仰丝毫未见踪迹。该墓志展示了唐代入华粟特人后裔在唐代中后期的社会生活和汉化情况,也凸显了当时洛阳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唐墓志亲属撰文增多及其文学意义

请托他人以征信、以避嫌等观念的深入人心,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初唐墓志亲属撰文数量的增加,但在情势所逼、观念转变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亲属撰文不多的局面逐渐被打破,最终成为唐代墓志撰写的一种重要形式。亲属撰文的增多客观上增强了墓志的抒情功能,同时也促进了墓志人物书写的个性化。略述梗概,是史学书写的特点,注重抒情和细节,却是文学表达的特长。在墓志文由史学书写向文学表达的发展过程中,亲属撰文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全唐文补遗》文字校勘献疑

《全唐文补遗》由著名史学家吴钢先生主编,共十册,该书主要汇集近年来新发现的唐五代时期墓志等文献资料。这些资料以碑刻文献为主,绝大部分为《全唐文》等所未收,可以为唐五代历史学、文化学等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笔者近读《全唐文补遗》第五辑(三秦出版社1998     

唐名相姚崇五世孙姚勖自撰墓志简释

唐名相姚崇五世孙姚勖自撰墓志,不仅记述了其家族世系、婚姻状况、历任职官等情况,还详细记载了崇、彝、辟、偁及勖五人墓葬的准确位置,为研究姚崇家族历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同时为考古工作者寻找一代名相姚崇及其子孙墓葬提供了重要线索。     

郑邕墓志铭考——兼论荥阳郑氏祖茔在开封

自韩灭郑后,郑国宗族散居于陈、宋之间,并"以国为氏",是为郑姓起源,至魏晋时期确立了以荥阳为郡望的著名门阀士族地位.开封之名始于郯庄公所筑"启封"城,西汉因避景帝刘启讳而更名开封,魏晋设置荥阳郡后开封隶荥阳.自西汉大司农郑当时以降,以荥阳为郡望的郑氏多以"荥阳开封人"自居,并寻求叶落归根,葬于开封.郑邕墓志的发现,更为此提供了新的佐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北宋苏颂撰王田墓志考疏

北宋苏颂撰文的王田墓志志石出土于郑州市上街区马固村附近的王氏祖茔,现存马固村王氏祠堂,志文详细记载了志主王田的世系、仕宦经历、子嗣、姻亲等情况,是研究北宋官员王田及王氏家族的重要资料。依据出土墓志文,综合运用其他文献,不仅可以校正传世王田墓志文的文字错误,还可以纠正其中一些术语、人物系衔的错误和正史记载的相关错误。墓志文中关于王田参加"锁厅试"的记录,说明宋人对锁厅试含义概括存有的漏洞,"锁厅试"不仅是现任官员而且也是部分官员子弟谋取功名的特殊途径。王田墓志文中所记案例说明北宋的恤刑思想和援法断罪、罪刑法定原则在州级司法活动中有所运用,宋朝州府一级长官与幕职官在判案过程中有研讨和争论,并有统一思想从而作出判决的过程,这些都表明幕职官对州府长官司法权力有一定的监督和制约作用。墓志文中记载的关于王田家族的婚姻关系,也揭示出王田家族同官宦之家和取得功名的新贵联姻、借以巩固其家族的社会地位的婚姻价值取向。